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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的事有好多超出自己的预料，怎会想到在距家几千公里的博鳌小镇会遇见多年前的老同事。几十年过去，刘萍从小刘变成了老刘，已超过徐娘半老的年龄，当然也无法以风韵来形容，而当年的爽快还在，待人的热情未减，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超出同龄女人的疏朗。日月轮回，风刀霜剑，青葱时光早已逝去，无情的岁月已将我们追逐到一个逼仄的年龄。她,仍如从前叫我陶大哥。 世间事物的因果除偶然仿佛都另有媒介，种子没有人适时播入土壤与精心的耕作就不会生长出像样的庄稼；婚姻更是典型，总要有种媒介牵线搭桥，这是关键所在，而事成之后媒介的重要便被逐渐淡忘。就如制作家具时用以卯榫结合处的胶，它在使家具整体牢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们往往注意的是整体的美观，与卯榫结合处的严密，忽略了胶的作用。我的一位老朋友，年轻时在馆子里独饮时与对面的饮者相互会意碰了一杯，岂知日后竟成了好朋友，这便是酒为媒介。当然了偶然更是一种媒介。 年轻时相处的同事很多，与刘萍相处之所以印象深刻当然也是媒介的作用。 她入厂时我已是夹着图纸带班作业的小工头了。她是我所在企业的子弟兵，正是青春芳华，几分清丽，言语爽快，少有拘泥。与她交往时正逢伤痕文学起步的80年代初，我喜欢读杂志期刊中的小说、散文，基本是按期购读《芒种》《鸭绿江》，有时刘萍会略带矜持地借去阅读，因此距离便近了些。但这并非为我说的那种印象深刻的媒介，真正的媒介另有所在。 那几年工作之余我常帮同学、朋友打家具，我的木匠手艺可并非业余。当年化工合成的白乳胶还没有问世，木匠打家具用的基本都是水胶。水胶是动物的皮骨熬制而成，均为微透明的黄褐色，是坚硬片状固体（有些像阿胶）。使用时需要放在容器里加入足够的水再将容器放在盛有水的锅或盆里熬煮，水胶被熬煮成羹状便可抹在木制家具组装前的卯榫处，将卯挟入榫中，待水胶干透，卯榫结合点也就粘牢了。后来聪明的木匠师傅便研究出一种轻便专用的胶锅。胶锅系钣金工艺的薄铁制品，形状有点像薄铁的桶式手提大水壶，体积要比大水壶小多了。没有倒水的壶嘴，也没有壶盖，在壶盖的开口处像壶内吊着个薄铁制成的杯子，壶内盛水，杯内盛水胶，各有可提起的铁梁。可惜自己带带拉拉做了五六年的木匠活，竟没有这么一个专业熬水胶的胶锅，往往都是将盛水胶的容器直接放在火上，火略急些，上面的胶还没化透下面的胶便煳了。胶熬不透是木匠用胶的大忌，于是，拥有一个胶锅便成了我忙于锛凿斧锯中的一个梦想。 在一次休息时与同事们唠起打家具的事，说到了熬水胶苦于没有胶锅，刘萍在旁插了一句，“陶大哥，胶锅是薄铁打的吧？”“对啊，你还知道的挺多啊。”刘萍朝我微微一笑，没再说话。不过，一周后的下班时刘萍递给我一个报纸包着的圆型物件，她笑着对我说，“陶大哥你打开看一下。”我看一眼她略带神秘的样子，打开了报纸，一个崭新的胶锅闪现出来。我心里已知晓这个胶锅是给我的，可我还是以一种莫名的表情抬头向她望去。“陶大哥，送给你，是我找我爸做的。”顷刻，心中涌出无尽的感激，并装入了念念不忘的记忆。后来知晓原来她父亲是单位里钣金车间的老钣金师傅。 与刘萍小镇相遇恰是感恩节那天，一个胶锅的感恩牵绊着我的思绪，本已远去的一些往事忽然又都鲜活起来，犹如就在昨天。 那是个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年代。一个深秋傍晚，晚饭后我正倚在宿舍（就是工棚子）的行李上读谌容的《人到中年》，几下敲门声让我从陆文婷的疲惫中抬起头来，“陶大哥在吗？”“哎——，在！“我边应着边推开了宿舍的房门，门外刘萍手捧一本《芒种》杂志笑盈盈的说，“看完了，还给你，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屋里坐啊。”我客气的招呼着。“不了，我还有事。”她挥了挥手转身离去。 翌日上午，我却被叫到保卫科，保卫科长亲自问话。“昨晚谁去你的住处了？”“没谁啊。”我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你再好好想想。”他以一种严厉的目光盯着我说，“哦，班组的刘萍去我那还过书。”我回答的很坦然。“这么简单？”“是啊！”他的目光变得有些狡黠，像是非要问出个桃色事件不可。我不耐烦地问道，”我可以工作去了吗？”“嗯，可以，不过……”“不过什么？”我有些不卑不亢。“注意检点自己的行为。”我推门出去，暗骂道：王八蛋！把你们肚里的花花肠子硬往旁人脖子上套。 如今想起来倒是觉得有些滑稽可笑，那会我未娶，刘萍未嫁，有什么值得质疑呢？不过是去宿舍还本书，就是再过密一些碍你保卫科长屁事？我们既不违法，更谈不上道德越轨。可就是那么个年代，人们还没有完全打开被封建意识禁锢的枷锁，又恰是文革的余毒尚未肃清，处于一个尽是违禁的束缚，女人漫说裙子不能穿，就连稍高点跟的鞋子也没人敢穿在脚上，其实整个社会都在渴望着走出那种荒唐。 那会有段民谣,“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人们各自潜在的能力均被一根缰绳牢牢地左右着，肯干的像是永远都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与几个肯干的小青年总是愤愤不平。当时改开在民间的个体中已扯起了旗帜，餐饮、农贸已有了私营的摊位，这是发展私有经济的起点。而阻止向钱看的主流宣传势头仍旺，曾经有位领导教育我，“年轻人，不要光向钱看。”我以耿直的语言回复了领导的“苦口婆心”，“主任，市场上一大块豆腐已长到五角了，少给一分前都不卖你。”主任尴尬地扭头便走。其实这正是当时全社会的尴尬。社会始终在教化人们不要向钱看，我们工作的付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又处于一个货币交易的时代，每件商品都需要付钱方可拿走，不付钱拿走便是盗抢违法行为。我深信一个正常人的骨子里没有不想得到更多的钱，因为钱能左右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没人会排斥钱多的富有，而钱少就会贫穷，没钱就无法生存，这才是真实的现实。 忽一日，报上转载了一篇题为《为钱证明》的文章，署名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文章立意明确，记得其中有这样内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了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记忆里还有这样一句：“工人得到奖金就如士兵在战场上得到勋章一样光荣。”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鼓舞着所有勤奋努力工作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经过举国上下的反复论证，确立了文章论述的正确，宣告了不要向钱看的空洞教化的结束，以劳动换取应得报酬的理念直起了腰杆，证明了钱是好东西。而需要明确的是，如今一切向钱看的乱象绝非《为钱证明》惹的祸！按自己的付出换取应得的金钱回报是天经地义。 改开的大潮此起彼伏，我们普通人就如浪花里的一滴水，总是在被动地随波逐流。企业里今天是厂长说了算，明天老大又换成了书记，厂长赏识的业务尖子很难得到书记的待见。而如我这般蔑视蝇营狗苟的业务骨干不得不退避三舍，另谋出路。 那年，终于告别了相处七年的同事们，也包括送给我胶锅的刘萍，从此各无音讯。 几十年匆匆过去。今日见到刘萍如找回了一段消逝的光阴，仿佛将短暂的人生又拉长了一段距离。冥冥中的回忆，让我又沾沾自喜，端起了大哥哥的架势，以不苟言笑的老成对着她尚未散去的活力，任凭她的笑声撞击耳鼓，活跃着我渐已迟钝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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