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厂街附近一名老者靠吹口琴行乞
吉隆坡茨厂街行乞的人乞丐
吉隆坡茨厂街,天还没有大亮。一间旅社的楼门打开,几名来自中国的行乞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们即将搭上驶向城市各处的公车,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2016年10月,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称,组织严密的"跨国丐帮"从中国多地向马输送"资深乞丐"。随后不久,当地警方采取行动,破获了一个有组织的行乞团伙,抓获团伙首领1人及多名负责接送行乞者的司机。
时间过去月余,警方行动的余波犹在,中国行乞者的身影并未绝迹。他们继续小心的穿梭于街道店铺间,希望能被施与钱财。
在这背后,"组织者"的身影若隐若现。但行乞者中的一些人并未道出被逼迫的意味,而更多出于自愿的选择。过往生活的窘境,以及马来西亚当地民众相对宽容的施舍态度,都让他们流连于此。
抓捕
马来西亚警方的抓捕始于马六甲,终于茨厂街,老彭很庆幸,那天早上"开工",他鬼使神差的走向了和平日相反的方向,躲过一劫。
近两个月前,马来西亚媒体那次关于中国乞讨者的暗访,始于马六甲,终于茨厂街。这里也曾是早年当地华人的聚集地之一,如今是吉隆坡著名的旅游景点。
12月末的一个下午,前往茨厂街的游人依然不绝。离主街不过数百米的天桥下,一阵口琴声传来,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吹琴的是位黄皮肤的老人,佝偻着背、斜跪在地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里,总有些人会被他吸引了注意。
记者注意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老人面前的盒子里又多了几张小额的马币。有人递钱时,他拱了拱手,小声用标准的中文说"谢谢"。
除此之外,老人再无多言,上前试着用中文询问他来自哪里,只是用手拍拍装钱的盒子,就把头扭向了一边。
同住在茨厂街边上,老彭(化名)听说,天桥下的老人第二天就坐上了回大陆的飞机。老彭自己倒是大方的承认了中国人的身份,以及在这里行乞的日子,他也理解其他行乞者对身份的躲闪,"警察现在是真的抓人。"
一个多月前的清晨,当地警方堵住了两边的路口,对茨厂街上一家旅店的"行乞团伙"采取行动。
老彭(化名)很庆幸,那天早上"开工",他鬼使神差的走向了和平日相反的方向,由此"躲过一劫"。
转眼到了年底,警方行动的余波尚未散尽,老彭和"同行"们的行乞生活仍在继续下去。
老徐在一个华人聚集的茶餐厅乞讨
开工
行乞者们是茨厂街上最早醒来的人群之一,天未放量,他们已鱼贯而出,分散到街南公交站的各个站牌下……
清晨6点刚过,行乞者们是茨厂街上最早醒来的人群之一。一间旅社的楼门打开,几个人影鱼贯而出,老彭的同乡老徐(化名)也在其中。
老徐左边那空荡荡的裤腿被挽了起来,拄着双拐速度慢了不少,他很快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走到茨厂街南面的公交站时,一行其他人已经分散到了各个站牌下。
几条线路都是老徐和"同行"们摸索出来的,初到大马时分别各坐上一次到终点站,仔细看着沿途哪里餐馆、商店密集,就是理想的行乞地点。
当老徐开始等车的时候,老彭也已经收拾停当,拄着拐杖离开了租住地,他去往了茨厂街北面的公交车站。行乞者们住所自茨厂街中心分布到外延,老彭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拄着拐杖的"同行"。
来人问他"今天去哪开工",这是之间的一种"默契"。不然即使到了地点看到已经有人行乞,自己也要改去他处。老彭对记者说,只有一些初来乍到的不懂规矩,才会因为争抢"地盘",起了矛盾争执。
临近7点,老徐搭上了公车,刷了当地的公交卡、选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中间倒了一次车,一个小时后,天已经大亮,他也到达了这天的行乞地点。
道路远处是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餐厅,里面用餐的多是当地的华人面孔。餐厅服务员似乎对老徐的出现并不陌生,没做什么阻拦。
老徐在每位食客面前站上几秒,不多说什么,只是晃动着小碗、让里面的硬币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圈转下来,没人有掏钱的意思。他正要离开前往下一家店铺,一位吃过饭的老人跟了出来,递上张小额的马币,老徐笑着向对方点头致谢。
老彭有时候挺为老徐鸣不平的,老乡腿有残疾,一天走不了太多地方,一两百马币在行乞者里不算什么"大户"。反倒是有的身体健全的妇女,凭着腿脚勤快和一张巧舌,每天的收入是老徐的几倍。
至于自己,老彭因为年轻时的爱好,有乐器上的特长。他行乞时会带着吉他弹上一段,跟家里人也说是在马来西亚"教着音乐"。有旁观的人会说,老彭这是"卖艺",和"乞讨"不同,这是他最爱听到的夸赞。
但老彭的收入也并不理想,他形容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像其他行乞者那么勤快。有时他会念叨起那些收入不错的"同行",带着点羡慕,"以前有个当地老头吹笛子,围着茨厂街转一圈就能挣个五六百。"
来由
老徐家乡的县城,本就有外出乞讨的"传统",有人在东南沿海行乞,听说马来西亚这边赚钱容易,便就此传播开来。
老彭在外漂泊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年在北京打工,想着"去外面看看",老彭逃票上了一辆开往俄罗斯的国际列车。
三年前老彭到了吉隆坡,初衷是为了挣钱,但后来被人带进了赌场,还借去了几万块钱,才落入了窘迫的境地。
恰逢那时老彭当矿工时落下疾患的伤腿发作,这也成了他日后拄着拐杖行乞的理由。从那时,当地好心人看着他艰难行走的样子,便把钞票递到了老彭的手里。
老徐来国外行乞的理由则简单了很多,在老家时遭遇车祸,失去了左腿,妻子就此离婚,留下20来岁的女儿在外打工。老徐没了生计,经同乡介绍,来了马来西亚。"毕竟希望日子能过得好些。"
他再三向记者强调,行乞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老家本就有外出乞讨的"传统",有人在东南沿海行乞时听说马来西亚这边情况不错,便就此传播开来。
" 来这不都是为了挣钱吗。"老彭和老徐都把各自的初衷归结于生计,几年前媒体对他们家乡的一次探访,则得出了更深层的原因。
那一年,当地一个县城十几名属于文盲、半文盲甚至身有残疾的老人来办理签证,前往东南亚几国"旅游"。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调查之下才牵出一个涉及40多人出国乞讨的群体。
记者到当地探访,有过出国乞讨经历的老人涨红着脸不愿开口,但邻居们谈起来却带着羡慕,"挣了好几万,还盖了新房。"
当地外出乞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而走出国门也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原因无外乎庄稼遭了灾害、经济困难,又或是儿女出外打工,老人的赡养生计成了问题。
面对记者的采访,政府工作人员直言这是件"抹黑"的事,事关形象问题。即使可以改善生活,也不愿有类似的行为出现。
清早,老徐离开出租屋,开始了新一天的乞讨
生活
老徐和十几个同乡行乞者租住在茨厂街,五六个人一个房间,床位不够,几个人就睡在地上。天气潮湿闷热,屋里只有一只摇摇晃晃的吊扇不停的转着。
在马来西亚三年,老彭还是没能改了赌博的嗜好。不像其他行乞者攒了些积蓄,他反倒欠了不少外债。
最频繁的时候,老彭一个星期就要往赌场跑一次。行乞时他坐公车出行,去赌场却要打辆出租。
家里人也知道老彭好赌,哥哥甚至说,宁愿他有别的不良嗜好,也不希望是赌博,这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但老彭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儿子打来电话说钱不够花,他责怪几句,转头就去找国内的朋友借钱汇过去。
老彭和一些就相识在赌场里,对于其中一些人,赌博还未到达他们的边界。老彭去过一名"赌友"家里,那人沾了毒品,身形细的跟麻秆一样。他当着老彭的面拿着自制的器具,喷云吐雾起来,老彭庆幸自己没染上这东西,"那样子,不是个人啊!"
年头久了,老彭已经适应了马来西亚的生活。茨厂街上汇集着亚洲多个国家的面孔,眼前走过一个人,他总能说出这人的国籍、以及所干的营生。他也熟知,茨厂街上哪片餐馆的价格"虚高",哪里的口味最正宗。
吃喝上的事,老彭多少还有些不习惯。行乞的时候,他尽量找面条、米粉这类午饭,因为总也改不了在老家吃面食的习惯。每个周末是行乞者们最忙碌的时候,之后的周一,则成了大多数人的"休息日"。在这时,老彭会去附近的"中国超市"采购,回来蒸上一锅馒头。有时也带瓶二锅头回来,配上当地的草药,泡成黄色的药酒。
老徐倒还保持着在乡土上最简单的作息,每次出去行乞就是连续十来个小时,到傍晚回来正是茨厂街最热闹的时候。他穿过喧闹的商铺,径直回了旅社。
老徐和十几个同乡行乞者租住在一起,临近过年,已经有大半人返乡。同住的多是残疾人和老人,他们在异国的生活,除去行乞,再没太多别的内容。
老徐租住的地方比老彭那的条件差些,五六个人同住一个房间,床位不够,几个人就睡在地上。马来西亚的天气潮湿闷热,屋里只有只摇摇晃晃的吊扇不停的转着。
他在手头也不会留太多现金,讨来的钱定期找人汇回国内,经手人从中赚些汇率上的差价。
一名乞讨者在茨厂街行乞,附近商贩称他来自中国
关系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过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老彭动了手。
12月底的一个周一,圣诞节临近,茨厂街上一家酒店的员工在门口表演合唱。那天休息的老彭路过,远远就合着节奏打起来拍子。领唱人和老彭相视礼貌的一笑,几曲唱罢,还把伴奏用的摇鼓送给了老彭。
走在茨厂街上,老彭大多数时候不会拄着拐杖。许多"同行"像他一样,都会选择远离茨厂街的地方行乞,因为这里来自其他地区的乞讨者本就不少,也是警察重点"关照"的区域。
而当回到这里,大多数人会遮盖住自己行乞者的痕迹,回归一个"住客"的模样。
老彭把这形容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希望和茨厂街上的商户、居民搞好关系,而非因自己的存在,让人们觉得这里被"搞乱"了。
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合租着房间,两人在故乡的县城只隔了几十里路。有时候老彭在外面吃饭还会打回来电话,问用不用给老人带些吃的。他觉得自己50来岁在行乞者里还算"年轻",也该尽量帮帮更年长的人。
一次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同坐一趟巴士去"开工",两人分别在不同的站点下车。晚上回来,老彭听说,许是因为过马路走得慢了,同行的老人遭遇车祸去世,这事让老彭唏嘘了很久。
" 同行"里也有让老彭不喜欢的,老彭对记者说,比如那些身体健全的中年人,也无一技之长,但在街上逢人就把盛着硬币的罐子摇响。
还有件事让老彭一直很伤心,有个行乞者被警察抓了,他费力凑齐罚款把人保了出来。但之后有一次两人喝酒,许是嫉妒自己人缘好一类的缘故,那名行乞者借着酒劲在老彭屁股上扎了一刀。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起过一次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别人以为他们是一起的,把钱都给了那人,老彭生气,动了手。
当地很多人看到身体残疾的乞讨者,都愿意解囊
组织
" 组织者"和行乞者之间并没有太多强迫的意味, "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
在10月份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中,部分来自中国的行乞者被描述为在国内被诱拐后毁容、致残,之后被带到马来西亚行乞,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老彭说,自己是茨厂街上"单干的",更多的行乞者则由"组织者"带出国。"组织者"多少要有些门路,因为残疾人和年老者有时办理签证并不那么容易。
在异国同住一起,"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老彭有些看不惯这事,觉得像种"剥削"。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组织者"和行乞者之间并没有太多强迫的意味,抽成比例是出国前就定好的,要是行乞者犯懒不愿"上工",领头人可能脸色不大好看,但也不会有更出格的举动。
老彭不反感"丐帮"一类的称呼,并习惯拿历史上朱元璋那段行乞的经历做比喻,领头的那人就是"帮主"。期间的关系,他直白的描述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多少与媒体当年对他家乡的报道相互印证,在老人组团出国行乞的事件曝光后,当地也曾对出国乞讨的"组织者"进行过查处。
但在普通百姓嘴里,这名"组织者"是个"实在、头脑灵活"的人物,而且因为家里有人是当地干部,路子广。他在带领老人们出境乞讨前,已事先说好,行乞所得按四六分成。
老徐也和被警方带走的十几名行乞者有过交集,他对记者说,这十几人是在国内行乞时结识的,随后由"组织者"带到国外,并提供住处和外出行乞的车辆,每天"组织者"则从行乞的收入里抽成。"领头的其实更像是导游。"
在马来西亚当地警方的行动通报中表示,未发现这些残疾行乞者有被殴打或虐待的迹象,他们的残疾状况应该是在来到马来西亚之前造成的。老徐反而觉得,是因为这些人在国内行乞时已养成了习惯,到了马来西亚总是出入当地的按摩椅、老虎机厅,这才被警方盯上跟到了住处。
老彭说,被带走的里面有个毁容的,别人都叫他"老鼠","听说他已经回国了。"被带走的行乞者里也有几个是他的"赌友",老彭挺关心他们的处境,特地去警方行动的旅馆看了还贴着封条的房门。
天还没亮,老徐又出门了
年关
圣诞节的夜晚,老彭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才回到住处。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有更多收入的夜晚。
在11月份结束对茨厂街乞讨组织的行动后,马来西亚警方召开了发布会,还把收缴来的行乞工具摆在了台上。几年来,当地已不只一次对跨国乞讨采取措施。
自2008年开始,当地已有关于"异国乞讨"的新闻见诸报端。其中不乏假装残疾被揭穿,或是签证逾期滞留的例子。
当地媒体报道,"跨国行乞"的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地方当局的重视。
记者注意到,雪兰莪州社会福利部门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该州"跨国乞丐"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10多人增加到330多人。
相比官方整肃的态度,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对于来自异国的行乞者们则宽容了许多。无论老彭还是老徐都承认,他们得到了当地民众、特别是华人友善的对待,乐意施与钱财的人也很多。
在茨厂街老一辈华人看来,自这里十来年间由居住区演变位旅游景点和商圈,行乞者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而且并不只来自于中国。
一位在茨厂街附近工作的年轻华人的心情有些矛盾,他知道来往的行乞者对作为旅游景点的茨厂街总归不是件好事。可看到那些来自大陆的行乞者,他又总会顾及同宗之情。即使有些人在经历上作假,自己也还是愿意施与钱财。
而在行乞者们去往车站总会经过的那个路口,一位华人摊主则采取了更灵活的办法。在经营时她不会施与钱财,因为怕引来络绎不绝的乞讨者。但在路上相遇,则会解囊相助。她还听说,在一些行乞者经常出现的集市,商家们已经有了微词。
圣诞节的夜晚,老彭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才回到住处。对于他来说,无关乎节日,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有更多收入的夜晚。
茨厂街旁的店铺已经摆出了灯笼、对联售卖,与此同时,老徐的住处又来了一群同乡,干够一个月,恰好赶在春节前回家。
年关将至,老彭想着给回乡的儿子汇些钱去,可一年下来积蓄寥寥。他只好向同屋老人开了口,又招来一顿关于他好赌的责骂,之后,老人递过来1000马币。
老彭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回去。思量想去,这多半又将是个在茨厂街上度过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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