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24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在处理公务，随着一声“报告”，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来人是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
一见老首长，慕生忠就说出了前来的原因，他想在青藏高原上修公路。
三天后，彭德怀给慕生忠带来了好消息，修建青藏公路的申请获得了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的批复。而此时，正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等待着慕生忠。
运输队里的驼工，都是慕生忠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请回来的农民，他们跟随慕生忠两次进藏，九死一生。
驼工们听说运输队要改成筑路队再上西藏时，都开始打退堂鼓了。一位年纪不大的驼工还曾在暗地里议论，高原上干活能把人憋死、累死。慕生忠看到驼工们患上了恐“高”症，心里着急，他把驼工们召集起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请求。
慕生忠之子 慕青峰：
慕生忠请求他们一人开个三分地。等驼工们把三分地开完以后，他站到车头上就说，谁都不能走了，修路跟这个开荒没有两样，他就让这帮驼工，就开始修路了。
1954年5月11日，44岁的慕生忠带领着他的驼队，正式开始了在世界屋脊开辟道路的工程。
1954年7月5日，筑路队到达雪水河，慕生忠给工程队下了一道死命令：在两岸的陡壁上开出一条8米宽、200米长的慢坡公路，还要保证一个星期后通车。
在筑路工人们共同努力下，7月12日上午9时，慕生忠登上吉普车沿着新修的河岸公路顺利地通过雪水河。
通过了雪水河，筑路大军在距离格尔木73公里处的昆仑河畔停住了。这里是达布增河与嘎果勒河汇流后的出口，也是进藏的咽喉。这一次筑路队必须要在这里架起一座桥，而慕生忠留给修桥的时间只有三天。
邓郁清，筑路队里唯一的工程师，早年曾给马步芳修过青藏线，可路还没修出西宁就停工了。虽然路没修成，但邓郁清对青海的地形地貌，土壤结构都有了深入研究。
深夜，邓郁清的帐篷里依旧灯火通明。在一个大木箱子上，他绘制出了一张桥梁草图。设计图有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慕生忠之子 慕青峰：
没有材料，只有9根十米长的木头红松，但是这个桥面要比这个木头要长。
就在这时，邓郁清身旁的一位驼工提出了一个办法：在两岸斜坡的石壁上，分别凿出一个与桥同宽的平台。平台上凿80厘米深的石窝，让顶柱稳稳地立在石窝里，顶柱与岸坡之间的夹角中再填满石块。这样一来，长度9米的河岸就变成了6米，红松便能顺利地搭在上面了。
第二天，波涛汹涌的峡谷两端响起了锤凿斧锛声，一场与大自然抗衡的施工作业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慕生忠规定的三天期限很快就到了。依靠几根简单的木头，一座木桥飞跨在河岸上，这是青藏公路上架起的第一座桥。
清晨，阳光照在桥面上，十辆满载面粉的卡车停在了桥头。卡车能够顺利通过木桥吗？
时任青藏线筑路队工程师 邓郁清：
慕生忠跳上了第一辆车，车的驾驶员叫徐云亭。我跑到对面去指挥，我的手摆一下，车就走一下。车过去后，所有的工人把锅碗瓢勺都拿出来，敲敲打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哭起来了。
随着汽笛长鸣，十辆卡车依次通行，青藏公路的第一座桥经受住了考验。
“咫尺天涯”，慕生忠给这座桥起名天涯桥，其中有着多少辛酸，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1954年9月底，筑路队开始向唐古拉山开刀了。当时，筑路队里有一位19岁的蒙古族青年生更。
清晨，生更背起器材，走上了冻冰的河床。由于冰面太滑，他的脚被石头卡住了，生更硬是把脚从冰里拔出来，冰碴划破了脚，鲜血染红了冰面。他没有吭声，只是取下脖子上的毛巾，一撕两半，包裹双脚，继续修路。
当队员们发现生更的脚伤时，鲜血已经透过毛巾风干了，几名队员抬着他送去了医务组。可工地上药品稀缺，无奈之下医生只是数了几片止疼片递给了生更，嘱咐他少干活，多休息。当天夜里风雪中，队员们发现，生更又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了修路工地上。
1954年10月20日，经过四十余天的鏖战，筑路大军克服高原反应、伤病、严寒与饥饿，终于打通了唐古拉山口。突破了最难的一关，筑路队继续向拉萨前进。
12月25日这天，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通车典礼同时在拉萨举行。
慕生忠带领着一支不为人知的驼队，一群不为人知的驼工，用七个月零四天的时间打通了一条一千二百余公里长的“天路”。
青藏公路的修通架起了祖国内陆与西藏的“桥梁”，被誉为西藏的“生命线”。这一切，离不开那支曾经付出汗水、泪水乃至生命的进藏驼队。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在兰州逝世。临终前，慕生忠留下遗言，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沱沱河畔，撒在他倾注生命的青藏线上。
文字：吴迪
编辑：马爱杰 宋欣桐
主编：赵葳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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