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小醇王载沣摄政后,同年兼任大清国海陆军大元帅,同时把地方财政收归中央,牢牢的把大清的军、政、财权抓在自己手里,成为名正言顺的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1911年间,大清全国共新编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旅,4个标,1个禁卫军。清军的军饷大约涨了八倍。小醇王载沣大权在握,风光无限。
载沣没想到的是,他认为大清铁桶一样的江山会毁在一枚小小的烟头上。
小醇王载沣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给军队涨工资的情况下,完全忽略~无视官兵的想法,认为只要给官给钱,军队就一定会向自己和大清效忠。
1911年,注定是混乱的一年。
四川保路运动把四川搅得乱成一团时,清廷派出端方带领武汉新军入川维稳时,大本营武昌却暴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儿。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的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聚会,决定合并两会,趁端方率武汉新军入川,武汉清军兵力空虚的时机举行暴动,并于9月24日召集100多新军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布置暴动详细行动方案。
事出不细,10月8日晚,暴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由于看管不严,被蒋翊武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脱,但已经无法指挥暴动,暴动总指挥落在孙武肩头。
10月9日,孙武和几个朋友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时,刘公的弟弟来这里参观聊天,因为他是这批制造炸弹的主要出资人,所以大家也没好意思提醒他不能在屋子里吸烟,刘公的弟弟一边聊天,一边吸烟,吸完顺手把烟头丟在一个黑铁盒里,以为是烟灰缸,结果那是火药桶,“轰”的下起火,孙武被烧伤。
租界的俄国巡捕看到火光前来察看,孙武等人无法,迅速逃跑,但暴动的文件、名册、旗帜被俄国巡捕搜走,交到了湖广总督瑞澄的手里,瑞澄下令全城戒严,捕32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被枪决。
事情到了这里,其实就像之前的几十次“革命党”不成功的暴动一样,暴动领导人不是跑路就是被抓被杀,没人指挥,暴动应该流产。
就是暴动了,也会和之前几十次暴动一样,会迅速被清廷平定。
所谓“革命党”的组织能力和军事素养,是无法和受过德国军事教材培训过的清廷新军军官对抗的。
可是被湖广总督瑞澄一掺合,真的引爆了灭亡大清国的火药桶。。
瑞澄,满州正黄旗,清末名臣琦善之孙,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犹豫不决,是典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或”型的官僚。
川内“保路运动”发起时,清廷派端方出任四川总督,总理川汉铁路事宜时,瑞澄以为政敌端方是与他争权(瑞澄当时刚刚兼任川汉铁路总办),迟迟不交出川汉铁路大权,不派兵给端方入川,致使川内暴乱无法收拾。
俄方巡捕将剿获的党人名册交与瑞澄后,瑞澄不听湖北布政司陈树屏的建议公开销毁名册以安军心(名册上据说有5000 多武汉新军的名字),而听从师爷张梅生的意见,在全城戒严,抓捕32人,枪决了三人后,迟迟不发官府公告,不出面表明朝廷态度,于是武汉城内、城外军心骚动,人人自危。
10月10日,瑞澄上书朝廷,一方面报告事情经过,为自己破获“反清大案”邀功请赏;另一面上书朝廷,报告自己准备销毁名册,对新军中的党人不予深究,以表示自己对于这次叛乱后处理的“深思远虑”。
可惜,他的决定,只通报了朝廷,并没有公告武汉全城。
……
10月9日这一晚,武汉城内外谣言四起,有说瑞澄准备按名册抓捕、也有传言“清政府正按有无长辫的新军抓人”。
瑞澄之前全城戒严,捉人在前,杀人在后。
一时武汉三镇新军人心慌慌,在名册上的与不在名册上剪过辫子的新军无不胆战心惊。
(整个武汉新军许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不在名册上,恐怖的气氛弥漫武汉三镇军营。)
瑞澄正坐在火药桶上,小醇王载沣正坐在火山口上,此时二人盲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