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小醇王载沣摄政后，同年兼任大清国海陆军大元帅，同时把地方财政收归中央，牢牢的把大清的军、政、财权抓在自己手里，成为名正言顺的大清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1911年间，大清全国共新编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旅，4个标，1个禁卫军。清军的军饷大约涨了八倍。小醇王载沣大权在握，风光无限。
载沣没想到的是，他认为大清铁桶一样的江山会毁在一枚小小的烟头上。
小醇王载沣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给军队涨工资的情况下，完全忽略~无视官兵的想法，认为只要给官给钱，军队就一定会向自己和大清效忠。
1911年，注定是混乱的一年。
四川保路运动把四川搅得乱成一团时，清廷派出端方带领武汉新军入川维稳时，大本营武昌却暴发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儿。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的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聚会，决定合并两会，趁端方率武汉新军入川，武汉清军兵力空虚的时机举行暴动，并于9月24日召集100多新军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布置暴动详细行动方案。
事出不细，10月8日晚，暴动总指挥蒋翊武被捕，由于看管不严，被蒋翊武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脱，但已经无法指挥暴动，暴动总指挥落在孙武肩头。
10月9日，孙武和几个朋友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造炸弹时，刘公的弟弟来这里参观聊天，因为他是这批制造炸弹的主要出资人，所以大家也没好意思提醒他不能在屋子里吸烟，刘公的弟弟一边聊天，一边吸烟，吸完顺手把烟头丟在一个黑铁盒里，以为是烟灰缸，结果那是火药桶，“轰”的下起火，孙武被烧伤。
租界的俄国巡捕看到火光前来察看，孙武等人无法，迅速逃跑，但暴动的文件、名册、旗帜被俄国巡捕搜走，交到了湖广总督瑞澄的手里，瑞澄下令全城戒严，捕32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被枪决。
事情到了这里，其实就像之前的几十次“革命党”不成功的暴动一样，暴动领导人不是跑路就是被抓被杀，没人指挥，暴动应该流产。
就是暴动了，也会和之前几十次暴动一样，会迅速被清廷平定。
所谓“革命党”的组织能力和军事素养，是无法和受过德国军事教材培训过的清廷新军军官对抗的。
可是被湖广总督瑞澄一掺合，真的引爆了灭亡大清国的火药桶。。
瑞澄，满州正黄旗，清末名臣琦善之孙，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犹豫不决，是典型的“不求有功，但求无或”型的官僚。
川内“保路运动”发起时，清廷派端方出任四川总督，总理川汉铁路事宜时，瑞澄以为政敌端方是与他争权（瑞澄当时刚刚兼任川汉铁路总办），迟迟不交出川汉铁路大权，不派兵给端方入川，致使川内暴乱无法收拾。
俄方巡捕将剿获的党人名册交与瑞澄后，瑞澄不听湖北布政司陈树屏的建议公开销毁名册以安军心（名册上据说有5000 多武汉新军的名字），而听从师爷张梅生的意见，在全城戒严，抓捕32人，枪决了三人后，迟迟不发官府公告，不出面表明朝廷态度，于是武汉城内、城外军心骚动，人人自危。
10月10日，瑞澄上书朝廷，一方面报告事情经过，为自己破获“反清大案”邀功请赏；另一面上书朝廷，报告自己准备销毁名册，对新军中的党人不予深究，以表示自己对于这次叛乱后处理的“深思远虑”。
可惜，他的决定，只通报了朝廷，并没有公告武汉全城。
……
10月9日这一晚，武汉城内外谣言四起，有说瑞澄准备按名册抓捕、也有传言“清政府正按有无长辫的新军抓人”。
瑞澄之前全城戒严，捉人在前，杀人在后。
一时武汉三镇新军人心慌慌，在名册上的与不在名册上剪过辫子的新军无不胆战心惊。
（整个武汉新军许多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不在名册上，恐怖的气氛弥漫武汉三镇军营。）
瑞澄正坐在火药桶上，小醇王载沣正坐在火山口上，此时二人盲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