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州沦陷前夕,我六岁。父亲没有跟随他供职的报馆撤退,而是带着我和母亲,雇了一辆牛车回到了父亲祖居的家乡——徐州北面一个小小的村庄。山村大道贯穿南北,向北经茅村,贾汪,可直抵台儿庄。
祖父给了我们一处旧房子。一个不大的院落,油漆已经剥落的大门,一排几间堂屋,院中一棵粗大的洋槐树,枝叶繁茂,覆盖了几乎整个院子。这就是我的新家。我对于这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很不习惯,也很害怕。院内的墙壁是土制的,时而往下掉泥土颗粒,夜里老鼠吱吱叫,没有电灯,一盏用小盘子棉花捻子制成的棉籽油灯,昏昏暗暗似亮不亮,让人恐惧。白天五六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站在屋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们衣衫褴褛,面有饥色。而我身穿竹布大褂,脚蹬小皮鞋,洋袜子,真是天壤之别。我不敢去看他们,只躲在母亲背后。他们天天来,像看洋片一样的看着我。渐渐地熟悉了,我跟着他们去玩,玩石子,玩弹蛋(弹蛋是泥巴做的,非琉璃的。)其实他们非常好,非常友爱。只是他们家里太穷,扯不起布,做不起衣裳。
一天刚喝过汤(当地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庄子里来了一大队队伍。当兵的身穿破旧灰军装,戴着灰军帽,帽子上还有一个圆形的帽徽。背上背着一个像大锅盖似的圆形的斗笠,斗笠下是个背包,还有一个斜背着长长的鼓鼓的东西,听说那是米袋。打开裹腿,穿着用草做的鞋子。我以前没有见过,原来草还可以做鞋。
当官的选了我家西邻大学堂让当兵的住下,排队进入学堂。
学堂的大门朝南,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荒草。东北角有一棵高大的树。树上住着一窝斑鸠,每天清晨、傍晚都会听到它们咕咕的叫声。院子左边有三间房子,是先生三位一体的办公室、寝室和厨房。由此向北,沿一条笔直小路,上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大坪台,坪台上并排两个大教室。教室是空的,因为学生的课桌、桌凳都是自备的。现在战事起来了,学堂停了学,学生把桌凳都搬回来了家。
当兵的进去便忙活起来,打扫教室,生火做饭,向老百姓借水罐子到井上提水,出出进进,门口还站了岗哨。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见过这么多兵,而我从未见过当兵的,这是头一次,都很好奇,便躲在学堂门口伸长脖子往里瞧。站岗的也不撵我们。出来进去的兵也不呵斥我们。有的还用手摸一下我们的头,样子还很亲切。我们更是大胆了,不肯离去,连大人喊我们回家都置若罔闻。过了一大会,他们开饭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约好明儿一大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小朋友来找我再去学堂看,这里已经空无一兵。听大人说:“天不亮人家就开拔了,沿西大路一路小跑北去。人家是川军,大概是到台儿庄打鬼子的。又有大人说:“川军规矩大,不祸害老百姓。”
没有见到川军,心中似有所失。我们不顾家长的反对阻挠,偷着跑到西大路,看看能否再见到他们。长长的西大路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只有一只枣红大公鸡领着几只黑、黄母鸡在大路上游荡。
过了一些日子,有位族叔来我家,神色似很慌张,对父亲说战事吃紧,还是躲一躲吧,到亲戚家避一避。
次日一大早,父亲就背着我,母亲挎着早已准备好的包袱,锁上门,跟着这位族叔一家离开了家乡开始逃难,去投奔亲戚。走了大半天的路,我们到了一个叫狼古墩的庄子,找到了亲戚家。但是住了10多天,又有人说,这里离徐州近,庄子大,恐不安全,不如挪个地方。父亲与母亲计议良久,决定去投奔父亲的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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