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州沦陷前夕，我六岁。父亲没有跟随他供职的报馆撤退，而是带着我和母亲，雇了一辆牛车回到了父亲祖居的家乡——徐州北面一个小小的村庄。山村大道贯穿南北，向北经茅村，贾汪，可直抵台儿庄。
祖父给了我们一处旧房子。一个不大的院落，油漆已经剥落的大门，一排几间堂屋，院中一棵粗大的洋槐树，枝叶繁茂，覆盖了几乎整个院子。这就是我的新家。我对于这个新的、陌生的环境很不习惯，也很害怕。院内的墙壁是土制的，时而往下掉泥土颗粒，夜里老鼠吱吱叫，没有电灯，一盏用小盘子棉花捻子制成的棉籽油灯，昏昏暗暗似亮不亮，让人恐惧。白天五六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子站在屋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们衣衫褴褛，面有饥色。而我身穿竹布大褂，脚蹬小皮鞋，洋袜子，真是天壤之别。我不敢去看他们，只躲在母亲背后。他们天天来，像看洋片一样的看着我。渐渐地熟悉了，我跟着他们去玩，玩石子，玩弹蛋（弹蛋是泥巴做的，非琉璃的。）其实他们非常好，非常友爱。只是他们家里太穷，扯不起布，做不起衣裳。
一天刚喝过汤（当地人把吃晚饭叫做喝汤），庄子里来了一大队队伍。当兵的身穿破旧灰军装，戴着灰军帽，帽子上还有一个圆形的帽徽。背上背着一个像大锅盖似的圆形的斗笠，斗笠下是个背包，还有一个斜背着长长的鼓鼓的东西，听说那是米袋。打开裹腿，穿着用草做的鞋子。我以前没有见过，原来草还可以做鞋。
当官的选了我家西邻大学堂让当兵的住下，排队进入学堂。
学堂的大门朝南，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荒草。东北角有一棵高大的树。树上住着一窝斑鸠，每天清晨、傍晚都会听到它们咕咕的叫声。院子左边有三间房子，是先生三位一体的办公室、寝室和厨房。由此向北，沿一条笔直小路，上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大坪台，坪台上并排两个大教室。教室是空的，因为学生的课桌、桌凳都是自备的。现在战事起来了，学堂停了学，学生把桌凳都搬回来了家。
当兵的进去便忙活起来，打扫教室，生火做饭，向老百姓借水罐子到井上提水，出出进进，门口还站了岗哨。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见过这么多兵，而我从未见过当兵的，这是头一次，都很好奇，便躲在学堂门口伸长脖子往里瞧。站岗的也不撵我们。出来进去的兵也不呵斥我们。有的还用手摸一下我们的头，样子还很亲切。我们更是大胆了，不肯离去，连大人喊我们回家都置若罔闻。过了一大会，他们开饭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约好明儿一大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几个小朋友来找我再去学堂看，这里已经空无一兵。听大人说：“天不亮人家就开拔了，沿西大路一路小跑北去。人家是川军，大概是到台儿庄打鬼子的。又有大人说：“川军规矩大，不祸害老百姓。”
没有见到川军，心中似有所失。我们不顾家长的反对阻挠，偷着跑到西大路，看看能否再见到他们。长长的西大路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只有一只枣红大公鸡领着几只黑、黄母鸡在大路上游荡。
过了一些日子，有位族叔来我家，神色似很慌张，对父亲说战事吃紧，还是躲一躲吧，到亲戚家避一避。
次日一大早，父亲就背着我，母亲挎着早已准备好的包袱，锁上门，跟着这位族叔一家离开了家乡开始逃难，去投奔亲戚。走了大半天的路，我们到了一个叫狼古墩的庄子，找到了亲戚家。但是住了10多天，又有人说，这里离徐州近，庄子大，恐不安全，不如挪个地方。父亲与母亲计议良久，决定去投奔父亲的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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