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9月，欧美国家股市一片繁荣，身为美国华尔街一家金融机构法兰克福分公司的实习证券分析师，德鲁克运用经济计量工具，严谨地分析纽约股市，并乐观地预计繁荣可期。然而，10月24日，厄运来临，投资者信心崩溃，纽约股市于29日发生大崩盘，随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整个世界随即陷入经济萧条。此次预测错误，使德鲁克一生都难以忘怀。从此，他不再相信预测，不再过于相信统计数字，转而开始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为人们揭示新的哲学。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德鲁克均作为一名管理学家被人们熟知，德鲁克却对这个标签不以为然。在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序言中，他指出：“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德鲁克一生出版了40部著作，管理书籍仅有15本，而他自己认为，真正属于工商管理的只有两本（《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93年，德鲁克出版《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对自己进行定位：“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算不上社会学家……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
既然德鲁克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那么其学术传承是什么？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同其他学者的区别在哪里？在学科意义上，社会生态学有什么特殊之处？
德鲁克认为，20世纪中期的多数人只看到政府和公司，而没有看到大大小小的非营利组织。随着研究的深入，德鲁克逐渐意识到非营利组织是社会的第三部门，“政府是需求方，一心获取公民服从；公司是供应方，只想获取利润。但是非营利组织是见证人类变革的机构，它们的产品既不是服从也不是销售。……非营利组织承担着美国社会中独特而重要的事情：提供有效的公民权。”20世纪40~50年代，德鲁克主张由公司赋予个人地位和功能，但没有实现。非营利组织的壮大，使德鲁克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意识到公司和政府不能代替社会，个人的地位和功能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德鲁克与时俱进，开始关注知识社会，针对“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以及各类组织，是德鲁克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虽然具体内涵不同，但自由、尊严、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类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个人对共同体和社会的需要等，则无疑是这两大主题的共同要素。
那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与其他学者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绝不是未来学，“试图预测未来本身是件无聊的事情”。自从1929年对纽约股市走向的预测失败之后，德鲁克再也不进行预测，转而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即发掘已经发生的变革，从中探究走向未来的机制和脉络，为发展提供高瞻远瞩的思考。
其次，“社会生态学家通常采用定性方法发现和评估质变”。曾经有人批评德鲁克是“一名非计量学者”。德鲁克以自己的写作经历反驳这种说法，指出他不是不懂计量方法，而是通过1929年的失败认识到“定量方式只是脚手架，而不是建筑本身”。预示着重大社会变革的现象，往往起于非常细微的事件，定量方法会忽视这种微妙变化，等到这些变革在统计上体现出来时，“它就不是未来，也不是当前的事情，早已经是过去时了”。所以，“对于社会生态学出现的现象，定量化会有误导，用处不大”。相反，定性方法没有这种弊端，人们运用明智的理性，有能力准确“观察、鉴别、测试事件”。以刮风为例，定量方法可以测定风力如何“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却不能觉察“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社会生态学家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是经济分析师。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带着问题观察社会和社区”：社会发生了哪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变化？哪些变化仅仅是一时的潮流？哪些是“范式转换”？“范式转换”的证据是什么？1944年，美国国会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几乎所有人都将其视作维护军人福利的一个普通法案，而德鲁克意识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使退役的美国士兵得以大量进入高等院校，使得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向了大众教育和平民教育。受教育人数的增加，进一步使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增加，改变了流水生产线，企业的形态和管理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转变，最终促使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
社会生态学家的另一项工作是关注事物的影响。社会生态学的主题之一是保守与变革的平衡，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家应该思考知识对保守与变革动态平衡的影响，而不是考虑知识本身。由于社会生态学的目的在于构建动态平衡的社会，而不在于搭建完整的知识大厦，所以德鲁克强调“社会生态学家的文章读起来必须轻松”。德鲁克认为，“凡学者写出优美的散文，总有大批追捧者”。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必须尊重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生态。在社会生态学家的概念中，语言不仅是‘交流’，也不仅是‘信息’，语言是本质。语言是人类社会的纽带。语言创造了人类社会共同体。”德鲁克坦承，他的这些观点受到克尔凯郭尔影响。克尔凯郭尔认为语言具有神圣的地位，是美学，也是道德，腐蚀语言是罪恶。因此，社会生态学家不需要多么伟大，但必须保持谦卑和细心，保持对美和道德的追求。
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学科”，而不是“科学”。科学往往通过演绎推理寻求规律，而作为学科的社会生态学建立在观察而不是分析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的基础是感觉。”德鲁克主张把《浮士德》中“生来为看，一定要审视”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座右铭，通过自身经验思考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单纯依赖逻辑推理。正因为如此，他特别看重自己兼有回忆、观察和思考性质的《旁观者》一书。社会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注重实践而不是知识，知识仅仅是实践的工具。自韦伯以来，价值中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但德鲁克认为社会生态学属于道德范畴，不能“价值中立”，社会生态学有着基本的价值追求：“责任、与能力相适应的权威以及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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