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OgTiRxTmoNKDD04KWclpcXCNzrMi2_rjgu5g9v3X7rQxOou9bkMgvDVucM_7BTche8hxKaArd9iqUt0VwsALA7I7UZi3wDpmVogpPdoLfu
哈佛大学 约哈伊·本科勒
1976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写道：“如果你和我一样，也希望建立一个人人为了共同利益而无私合作的社会，可别指望从生物天性中获得什么帮助。我们只能试着教导大家慷慨助人，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到了2006年，这股潮流开始逆转。哈佛大学数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概述合作的进化历程时写道：“也许对于进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孕育出合作。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让“自然合作”（natural cooperation）成为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外的第三条进化原则。” “人类是自私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会开始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只能用进化生物学来解释。但在其他多个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等，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在众多与人类行为和动机相关的学科中，这些观点共同探索着一条新的知识路线。
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我们对人类动机的认识，主要来自日益精确的自利理性（self-interestedrationality）模型，也就是理性人理论（rational actor theory），它为研究人类行为、制度和组织提供了基础。我们都是理性的，只关心如何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这种假设可以用来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准确预测（或者说我们认为如此），并让我们确信，根据人性的自私来构建各种制度，对我们最有利。此外，不肯合作的人可能会坏了大家的事，因此，为了不让这些人占便宜，我们在建立制度时，总是把每个人都往最坏处想。
要想清楚说明各种自利观假设以及自利行为带来的可怕后果，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2008年美国银行和信用制度崩溃后，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所说的话。他说：“那些曾指望贷款机构会为自身利益而保护股东权益的人，现在都极度震惊，尤其是我。40多年来，我一直秉持这种想法，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这种想法非常有效。”
人们普遍相信利己主义的力量，这种信念的依据，就是关于能否促成人们合作的两条长期存在、部分错误且相互对立的假设。第一条假设是人类从本质上说是自私的，因此政府必须控制民众，使他们不会为了追求眼前的私利而自相残杀。在这条假设的启发下，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在1651年撰写了《利维坦》（Leviathan）一书。第二条假设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另一种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Nations）一书中指出，人类是自私的，会在理性权衡成本和收益后才做出决策，因此他们在自由市场中的各种行为，往往有助于促成共同利益。尽管他们开出的“处方”截然不同，但《利维坦》和“看不见的手”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相信人类是自私的。
人们越来越认为自利理性模型是普遍正确的，并且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类实践。而经济学也成了说明这一点的主要媒介。例如，1968 年，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指出，犯罪分子会做出盘算，这种盘算可以理解为对犯罪收益、受罚成本，以及被捕概率做出理性权衡。人们由此认为，要想打击犯罪，显然应该加大惩罚和执法力度。同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用一则寓言描述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commons）：一些农夫共同拥有一块土地，但没有限制每个人可以在这块地上放养多少头牛。于是他们不断让更多的牛进入这块公地吃草，结果牧草被吃光了。哈丁说，由于担心在公地的利用上落后于其他农夫，他们谁也不愿停止放牧。他得出结论是，人类是自私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共同资源，除非共同资源受到法规或财产权的保护。
不过，多年来，经济学也像生物学一样发生了变化。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她证明了公地可以，而且也确实能够作为运作良好的制度维持数百年之久。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西班牙，五个多世纪以来，那里的数千名农夫一直通过自我监管的方式来管理灌溉区用水权。再举一个例子，在人口超过五万的美国城市中，有75%采用社区警务模式成功减少了犯罪，他们靠的不是加大惩罚力度，而是警方与属地社区之间的人性化互动。
摒弃有关自利的假设，对于判断新商业对手带来的风险至关重要。1999年，两位专家解释了微软（Microsoft）凭借Encarta进军百科全书市场这件事，为何象征着依靠网络信息经济学来实现转型是可能的。在这个案例中，一家大型公司依靠先发优势和网络效应取得强势地位，然后利用这一地位捆绑产品并以低成本广泛分销。而卷帙浩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Britannica）共32卷，售价数千美元，根本不是Encarta的对手。十年后，《不列颠百科全书》被迫采用另一种模式，但并非被Encarta所迫。2009年，微软停止出版Encarta，因为它遭遇了来自另一种商业模式的竞争。对于笃信自利理性的人来说，这种模式是不可思议的，它就是维基百科（Wikipedia）。
维基百科的网站流量排名第七或第八，月访问量超过三亿，如果你觉得它是个特例，不妨问问餐饮指南公司Zagat ：用户生成的商户点评网站Yelp对它所在的市场带来了什么影响。还可以问问专门出版旅游类书籍的Fodor 公司：对旅游评论网站TripAdvisor有什么看法。开源软件的兴起也说明了这种变化。近20年来，许多公司在关键网络应用中一直使用开源的Apache软件，而位居第二的微软服务器软件则远远落后。谷歌（Google）、Facebook、Craigslist等公司也找到了通过发动用户参与来赢利的方法。而人类行为旧模式并没有，也无法预测到这些。
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彻底颠覆了“人类是自私生物”这种假设。几十年来，经济学家、政治家、立法者、企业高管和工程师一直围绕激励、奖励和惩罚来建立制度和组织，推动人们去实现公共、企业和社区的目标。如果你希望员工更努力工作，就实行绩效工资制，并密切监控他们的工作成果。如果你希望高管为股东做正确的事，就付给他们股票。如果你希望医生更好地照顾病人，就威胁说要控告他们玩忽职守。
但是，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在工作中协同合作，做正确的事，秉公处事，慷慨大方，关心自己的团队，并努力做个有教养的人，以德报德。许多领域都建立了合作制度，同时社会学和行为学研究人员的合作机制，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透过众多科学家的工作，我们开始在多个学科中发现证据，表明人类实际上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缺乏合作精神、自私自利，或者说人类表现得远没有那么自私。也许，人类根本就不是天生那么自私的。
研究人员在数十个实地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合作制度，其中许多比基于激励的制度更加稳定和有效。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从神经学，也许还有遗传学方面找到了证据，证明人类乐于合作。对此，我会在下文予以阐述。在相反观点存在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善于合作的人以及由这类人组成的社会，在进化中可能会占据优势。
实际上，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已经出现。在合作行为实验中，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约30%的人表现得相当自私（这些人只占少数，但在少数人群中他们又是比较多的）。不过，有50%的人总是表现出合作。其中有些人是有条件地合作，他们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还有一些人则是无条件地合作，即便这样做会损害自身利益。余下20%的人无法预测，他们有时选择合作，有时则拒绝合作。研究发现，在受控条件下，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不会一直表现得自私自利。
利用控制手段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之所以不奏效，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的制度应该鼓励参与、沟通、共同使命感和认同感。如果组织能够帮助我们调动并发扬慷慨的合作精神，而不是认为我们只受自身利益驱动，那么大多数组织都会变得更美好。实际上，相对于以社会动机为导向的方式，基于物质奖励、惩罚等自身利益的制度往往会导致生产力低下。
如今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以全新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能够帮助我们设计更好制度的新模型。这种转变所需的人性形象将使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更为仁爱的模型，它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我们究竟是谁。并非人人都是特里萨修女（MotherTeresa），如果人人都是，我们就不会听说她的事迹了。主流模型假设人类是自私的，但大多数人比那个模型设想的更愿意合作、被人信赖、对人慷慨。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更好的一面，而不是最糟糕的一面来建立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合作的科学 如果某些人一直是自私自利的理性人，而其他人不是，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看李·罗斯（Lee Ross）和他的同事对美国大学生和以色列战斗机飞行员开展的实验。我们知道，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游戏中，如果参与双方能相互合作，他们就会有更好的结局，但他们谁也不相信对方会与自己合作。博弈论预测，双方都不会冒着自己吃亏的风险去合作，因此他们会选择不合作。不过，大量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实际合作的次数要高于理论预测。
在实验中，罗斯及其合作者告诉半数参与者，他们玩社群游戏（CommunityGame），对另一半参与者说他们玩华尔街游戏（Wall Street Game）。在其他方面，两组人完全相同。结果，在社群游戏那一组，70%的人一开始就相互合作，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始终如此。而在华尔街游戏那一组，比例正好相反：70%的人不相互合作，30%的人开始时合作，但当别人不怎么搭理时也就作罢了。 这个实验说明了两点。
第一，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30%的参与者即使在华尔街游戏中也相互合作，而另外30%的人虽然被告知是在玩社群游戏，也照样凭自利理性行事。
第二，很多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罗斯认为，游戏的构建方式影响了40%的参与者。参与者如果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奖励自利行为，他们就会表现出与这一预期相符的行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要求他们表现出亲社会的态度，同时，他们也会这样去做。罗斯及其同事请受试者的老师或指挥官预测谁会合作、谁不会合作。结果，游戏构建方式对行为的预测能力，要胜过这些老师和指挥官。看来如果重新构建游戏的话，也许可以引导那些被认为自私的人去和别人合作。
人们设计合作制度（无论是组织流程、法律制度，还是技术平台），并为了仅占30%的人对制度不断加以优化，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浪费人类潜力。此外，这种制度必须依靠监督与奖惩；它们的效率会受到信息收集技术的限制。而利用内在动机和自主合作行为的制度，则不会受限于对人们预期行为的了解。因为每个参与者都会自我监督，并主动投入工作，不管有没有人在监督他们。
有什么可以解释人类的合作呢？进化生物学提供的最初解释是亲族选择理论（theory of kinselection），该理论预测，只有在挽救与自己有相同基因的人，如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时，人类才愿意付出代价。进化生物学家J.B.S. 霍尔丹（J.B.S. Haldane）打了个不太浪漫的比方说：“我会跳到河里去救两个兄弟或八个堂（表）兄弟姐妹。”这解释了蚁群和蜂群以及小型家族的合作行为。从这一点再略为延伸，就可以推断出：无血亲关系的个人之间的互惠行为，是合作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如果你马上帮我，我以后也会帮你”。
不过，这些理论仍然无法解释野外观察到的现象，如怀俄明州国家麋鹿保护区（National ElkRefuge）内郊狼和獾的行为。科学家发现这两种动物在猎捕地松鼠时会相互合作。郊狼奔跑速度快、行动范围大，它们充当侦察兵，一旦发现地松鼠，就会向獾发出信号。獾是地下猎手，会将猎物困在死胡同里。接到郊狼的信号后，獾会钻入地洞展开伏击。地松鼠遭到两面夹击，腹背受敌：如果它们逃到地面躲避獾，就会被郊狼逮个正着；如果钻到地下躲避郊狼，又会被獾逼入死角。猎捕结束后，獾和郊狼中只有一个能吃到地松鼠，但日后它们仍会合作。
多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间接互惠、网络互惠，甚至群体选择等模型，用于解释对松散型和疏远型合作的观察结果。人类学家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在有关基因和文化共同进化的著作中指出，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情况。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文化实践也会面临进化的压力，人类和文化在进化过程中都会采取更成功的策略。
假设有两组人。一组人推崇参军，另一组则不然。在第一组中，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自己
的团队而战，或者贡献自己的特殊技能，如制造武器、搜集情报等。而第二组人却不愿这样做。如果这两组人都去参战，结果不言而喻。人们不必等着基因改变来将这些特质散布开来；只要看到别人的做法似乎更有效，人们就会模仿。
博伊德和里克森认为，文化的进化不仅是通过模仿别人的做法，还可以通过基因改变；换句话说，基因和文化是共同进化的。采纳某些文化实践的人，其基因发展会受到这些实践的影响，从这些实践中获益最多或让人们更容易遵循这些实践的基因特性，会占据优势地位。他们举了一个最突出的生理学例子，就是成人乳糖耐受。习惯喝牛奶的欧洲人后代普遍对乳糖耐受，但制造酸奶和奶酪的人却极少这样，他们是为了分解乳糖、方便食用奶制品而制造了酸奶和奶酪。乳糖耐受是一种基因性状，但它可以归因为一种文化实践：喝牛奶而不吃酸奶或奶酪，尽管从进化角度来说，这种实践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合作型文化的遗传因素会是怎样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及其合作者发现，投票决定中蕴含着一种强大的遗传因素。2008年，他们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他们描述了对洛杉矶地区400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投票行为所做的分析。所有双胞胎从小一起长大，也就是说，早期教育、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政治立场，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异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更有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要么都投票，要么都不投。福勒等人的统计分析表明，这种行为一致性有略高于50%是遗传决定的。
投票在现代世界中只广泛存在了100年左右，如何用基因来解释它呢？它只是进化雷达上一个一闪即逝的光点，投票的基因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进化。另外，对理性人模型来说，投票也是个谜。个人投票几乎不可能影响某项政策的结果，因此，任何代价，哪怕需要绕道15分钟，都可能让我们放弃去投票。然而，全球每年仍有数亿人公然违反自利理性原则，选择去投票。
你可能会问，这种投票倾向与合作有什么相干？设想有一种叫人格特质的东西，能够代表一个人的行为，其中一种特质是责任心。它是人格心理学中“大五人格特质”（Big Five）之一，具备这种特质的人往往比较乐观，并根据文化环境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投票恰好是一种让尽责之人感到从容自信的方式，而且成本也比较低。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博伊德和里克森的理论。设想数千年里，某些文化奖励并重视责任心。在这些文化里，具有尽责基因特性的人会发展壮大。由于他们被视为理想的伴侣，因此他们会生育较多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像他们一样有责任心的人会越来越多。反过来，文化也能更有效地推进合作，因为即使没有直接的监督、惩罚或奖励，人们也会在文化的推动下去做正确的事。
多项研究显示，人格特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遗传的。几年前，托马斯·布沙尔（ThomasBouchard）和马特·麦圭（MattMcGue）发表了一篇关于双胞胎、收养和生物研究的翔实综述，考察基因对心理和人格差异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外向性、神经质、随和性、开放性等人格特质，平均有42% ～ 57%是可以遗传的，而家庭等共同环境因素，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但实际上与人格并不相关。
合作生物学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它以科学的权威为基础，而科学是我们已知最可靠的求知方式。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出“同理心”这个词，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如果像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等科学家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向我们证明女性在受到电击时大脑中有3个区域会被激活，当她们的伴侣受到电击时，她们的大脑中上述3个区域中有2个也会被激活，我们对同理心的认识就不会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体验。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他还发现，我们的大脑不仅反映疼痛和动作，还反映纯粹的情感。当里佐拉蒂及其同事给实验对象播放有人脸上现出厌恶表情的视频时，实验对象大脑中先前闻到恶臭时被激活的一些神经元被再次激活。从认知和情感角度来说，我们也许能够“感受”他人的感受。
神经科学还表明，当我们相互合作时，大脑中的奖励回路会被激活，这为以下说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些人是愿意合作的，因为合作的感觉很好。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及其合作者证明，当人们信任别人时，就会获得一种奖励感。詹姆斯·里林（James Rilling）及其团队则证明，我们在和其他人玩游戏时，大脑的兴奋程度和我们使用计算机时不一样。
随着我们对行为生物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会更清楚基因在它与文化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合作中，信任他人的能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似乎含有某个生物因素，这表明它甚至可能具有一定的遗传基础。最近，一项动物研究调查了脑内化学物质催产素对田鼠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影响。研究人员比较了一夫一妻制的草原田鼠和松田鼠，以及交配行为比较杂乱的一夫多妻制高山田鼠和草甸田鼠。他们发现，在一夫一妻制田鼠的大脑中，许多区域的催产素受体密度要高于一夫多妻制田鼠。这意味着大脑中催产素吸收率较高的动物，其配偶之间的信任程度也更高。后来，研究人员发现，使用催产素鼻喷雾剂后，人们也更容易信任自己的伴侣。
我们还无法建立一个清晰的模型，将所有这些要点联系起来。我根据研究做出了一些推断，但因为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所以这些推断还无法说明这些联系确实存在。不过，这种论点颇具启发性。它为论证以下观点提供了框架：在天性、教养以及人际互动的共同作用下，我们许多人要比标准模型预测的好得多，也没有那么自私。这跟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和戴维·休谟（DavidHume）的论点一样。实际上，它将霍布斯与卢梭之间，或者说写《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Sentiments）时的亚当·斯密与写《国富论》时的亚当·斯密之间几世纪前的争论搬到了现在，同时引入了遗传学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作为新的证据。过去十年间，卢梭似乎占了霍布斯的上风。
合作制度的基础 众多学科对人类合作做了许多研究，分析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也许能激励人们为集体事业做出贡献，而不是以集体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己的私利。这些工具并不适用于所有合作制度。不同的工具组合可能适合不同的活动和人群。以下是建立合作制度的七个初步构想。
沟通 在合作制度中，没有什么比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更加重要了。人们能够沟通，就会更有同理心，更加信任别人，而且比彼此缄口不语时，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在数十年来的几百项实验中，对合作水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沟通能力。
构建与真诚 人们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构建方式做出不同的反应，但人们并不愚蠢。重要的是，情境的构建要符合现实。将某种实践构建为合作性的，或者将某个系统构建为社群，这些做法在短期内可能会鼓励合作，但如果这种主张不可信，合作就不会持久。
同理心与团结 出于生物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我们对别人越有同理心，越能团结一致，就越可能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同样，我们和团队越能团结一致，就越可能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不过，团结与歧视之间只差一道斜坡，团结很容易沦为歧视。虽然我们无法否认团队精神在促成合作方面的作用，但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它也会排斥非团队成员。
建立团队或鼓励亲社会行为的第一步，就是扩大参与者觉得他们应该关注的人群。这并不难。实验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和艾里斯·博内特（Iris Bohnet）等人证明，参与者相互见一面，就能大幅提高双方的合作水平。以同理心来对待那些受到我们行为影响的人，会改变我们所关心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反过来又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公平与道德 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受到公平的对待。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公平”并不等于“平等”。在一些实验中，有些人因技能或运气好而有所收获，一开始，其他人愿意让他们赢得更多的好处。 我们还能灵活地接受公平标准。例如，历史学家安德烈亚·麦克道尔（Andrea McDowell）指出，在加州淘金热时期，各采矿营地针对什么是公平或不公平的采矿权侵占行为制定了截然不同的准则。尽管这些营地的规范各不相同，但每个营地都统一采用自己的规范，新加入者也接受这些规范。在另一项开创性研究中，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和乔·亨里奇（Joe Henrich），以及经济学家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厄恩斯特·费尔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让全球15个部落社会的实验对象进行游戏，结果发现这些人对公平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合作产生什么成果，人们都希望能公平分享。在市场社会中开展的实验表明大多数人都会遵循平等分配准则，除非他们有理由不这样做。如果某些参与者严重背离准则，其他人就会惩罚他们，即使这样一来他们自己也会有损失。实际上，大多数人宁可一无所获，也不愿分到太少。
人们还会在意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确。明确的价值观对合作至关重要。通过讨论、解释并强化哪些事情是正确的或符合道德的，人们就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事。合作制度的准则必须更多地以社会规范而不是正式规则为依据。它们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可塑性以适应变化，还必须透明。让制度里的人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可以巩固社会规范并促使人们遵守规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出丑或遭到排斥，而是因为他们想做符合规范的事。
奖励与惩罚 促进合作的关键是，建立的制度能吸引参与者的内在动机，也就是他们内心深处想做的事，而不是只考虑监督人们，并根据他们的行为予以奖惩。
不过，有两个事实使这种做法难以实现。第一，对内在动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二，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如果加入金钱刺激，事情可能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也就是说，货币激励和物质奖励可能会排挤人们想合作或表现同理心的内在动机。如果受邀参加一个晚宴，你可以带一份礼物，如鲜花、葡萄酒，或任何表示友善的东西。如果你不带礼物，而是在晚宴结束时留下100 美元，那就太煞风景了，因为你将一场社交活动变成了一桩商业买卖。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以及许多有关挤出现象（crowding-out phenomenon）的实地研究，都发现了这种现象。
瑞典有一项完全自愿献血制度。最近，在该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当献血可以获得报酬时，女性的献血人数反而减少了。人们献血是为了表明他们愿意为他人利益做出牺牲。而提供报酬则破坏了这种目的。为了验证这种假设，实验人员随后告诉献血者，他们可以将获得的报酬捐给一个致力于儿童健康问题的基金会。果然，女性的献血人数又增加了。
在制定提供货币奖励的政策时，你必须想到它会在人类动机的心理、社会和道德层面产生副作用。你在推出某项变革时，希望它能带来更多你所奖励的行为，或减少你所惩罚的行为，但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它对内在动机的影响，将大大抵消它对物质自利的影响。因此，若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们不仅要为他们提供物质回报，还应该让合作变得社会化、自治化、有回报，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充满乐趣，从社会和智力角度去激励他们。
信誉与互惠 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合作形式依赖于长期的互惠，包括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基于互惠，尤其是那种“先付出，后回报”互惠的制度，极为宝贵但也很容易受到破坏。信誉是对抗这个问题的最有力工具。eBay等在线系统证明，即使是匿名信誉系统，如不会暴露任何个人真实身份的“买卖”，也足以让人们诚实守信。
多样化 善用多种激励因素的制度，要比那些为只关心物质回报的人建立的制度更富有成效。由于人与人各不相同，合作制度就必须灵活，而且要认识到，人们对合作成本很敏感，但敏感程度可以改变。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需要人们做出巨大自我牺牲的制度，但要把这个制度维持下去却极其困难。20世纪德国尝试的民族主义实验就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破解自私谜题 既然驳斥自利理性模型的证据如此丰富和深入，为何该模型仍占据主导地位？有四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持久性。
部分真理 人类普遍自私的观念之所以经久不衰，部分原因在于它并非完全错误，只是大部分是错的。我们都有过在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左右为难的经历，即使从其他价值观来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我们许多人有时仍会屈从于私利。我们可以在自利理性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不过，当我们接受部分真理，并将它视为全部真理时，问题就来了。我们建立了像华尔街游戏这样的制度，驱使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得自私自利，而不是建立社群游戏这样的制度，让自私之人仅占少数。
历史 “人人都自私”这种假设的根源，可能跟人类文化一样古老。不过，它在20世纪50 ～ 80年代才受人瞩目，在冷战（theCold War）时期成为全球的主流话题。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球争霸被描述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一方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另一方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看到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观点被证实为真，就像那些反映人性的科学观点一样，再没有比这更诱人的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使我们能够真实地看出，新的科学观察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的进步，而不是威胁到资本主义。
简洁 我们都希望简洁明了地解释复杂的世界。条理清楚的故事有助于将不同的事实、想法和见解组织起来，并预测如果我们做这件事会发生什么，研究那件事又会发现什么。心理学把这称为认知流畅性（cognitive fluency）：倾向于抓住容易理解和记忆的事。认为我们的行为就是简单地对奖励和惩罚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种直白易懂的人性理论显然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我们的经历比这种理论要复杂。
习惯 在教育和社会的影响下，差不多有两代人是从普遍自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人们在构建任何形式的互动、组织或法律时，总会听到“我们必须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这句话。“他/她/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是我们要求自己首先要问的问题。一旦我们习惯以某种角度来看待自己，往往就会从自己的成见和假设出发来解读看到的所有证据。
例如，看到慷慨或合作的行为时，我们往往会从自利的角度去解读。针对开源软件所做的经济学研究最初认为，参与者自愿做贡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和改善长期就业前景，但其后10年的实证研究驳斥了这种解读。仅仅因为习惯，我们对人性持有的错误观念和思考方式被当成了证据，并且变得根深蒂固。新的观念要想被人接受，需要克服巨大障碍。
在当今世界，适应能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似乎已成为组织和个人发展壮大的先决条件。这些素质不太适合工业化商业模式，也不大好监督和定价。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只想着回报，而应该尽其所能去学习、适应、改进，并为组织创造成果。今天，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能产生洞见、创造力和创新，因此，我们应该透过内在动机去展现这些素质，而不是去计算特定环境下已知行为的成本、收益、风险和回报。在设计合作制度时，除了创造力、驱动力、灵活性和多样化，我们还必须考虑社会良知和真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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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想：这篇理论性论文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等多角度分析人的自私性与无私性。当下社会流行的“人是自私的”观点，只是我们的习惯认知；人类形成的智慧和情感，其实孕育了许多 “无私的基因”，可惜被我们的惯性思维而抑制了。 团队中每个人都是弱小的，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挖掘并发扬“无私的基因”，勇于信任，乐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制度，个人就能释放十倍潜能，团队将会百倍强大。基于此，推荐给思考、进取中的同仁。
胡灿明 2012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