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政：我每当读到巴纳德理论的时候，我非常感慨，他有如此非凡的洞察力。比如，他说正式组织，往往是从非正式组织演变而来的。
受巴纳德思想的启迪，我认为，在远古时代，大概距今1万年前，人们开始群聚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结成一个社区。有人把它称之为部落、部族、村落。经过几代人的交往，他们有了共同的文化，包括语言或文字、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非正式组织向正式组织转变的过程。一旦他们有了共同的追求和目标，并且愿意或有意识地展开协同的时候，正式组织就形成了。也就是说，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共同体。他们被组织起来了，他们被一体化了。他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协同的关系体系。
从非正式组织向正式组织转变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分工。没有专业化的分工，就不会产生结构性的能量，组织起来或一体化的必要性也就没有了。分工的自然动因有两个，第一，每个人都希望发挥自己的长处，第二，希望在预期的协同关系体系中获得个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没有社区、部落或村落，分工是不会发生的。分工一旦发生，就必须要有“劳动的互换”和“利益的互换”。组织起来或协同起来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和劳动关系。
协调的手段，可以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也可以是管理（看得见的手）。 如果通过市场手段进行协调，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交易关系。主要是劳动交换关系和利益交换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在社区基础上的商务关系，或称社区商务。如果用管理手段进行协调的话，那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分配的关系，一定存在着一个管理当局，主持着劳动分配和利益分配。
如果协调手段失灵，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管理手段，组织状态也就瓦解，一体化关系体系也就解体。因此，组织状态就是一体化状态，而且主要是供求一体化状态。以上是远古时期发生的事情，我只是借助于逻辑进行推断。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还有待史料加以求证。 如果上述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构建供求一体化关系体系即社区，是交易的前提。是谓社区商务。
项雨田：包老师从巴纳德的非正式组织向正式组织转变过程，再现了分工是这个社会过程主要的动因，分工之后显然存在如何协调？包括组织内部分工和协调、组织之间的社会分工和协调，合乎逻辑推导出，组织状态就是一体化状态。没有分工就不需要协调，分工是社会化工具，协调(组织）也是社会化工具，管理的功能就是解决分工后的一体化问题！包括组织内部的分工一体化和组织之间分工一体化（社会分工一体化，供求一体化），如果企业是社会的器官，那么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成为社会发展主要驱动因素，并不是经济学家鼓吹的三驾马车，这个结论足以憾动整个经济学大厦，难怪钱德勒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更关键取决于建设企业层次上组织能力！
包政：工业化是从“自觉分工”开始的，背离了供求一体化的关系体系或社区，生产的盲目性由此发生。大量生产方式问世以后，以内在的暴力倾向，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产品销售到更多更远的地方，更多更陌生的消费者。因此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渠道，门店，物流，信息不对称，地缘不熟悉，还有因竞争引起的降价促销等等。反过来，这又进一步促进供应链的延伸，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自然力的应用，以及规模化的扩张等等，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此处省略N个字）。你是懂的。
信息化以及互联网化，包括IT支持下的物流体系，给了我们人类一次机会，可以有效地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可以实现供求者之前的直接交易，并保持必要的最大经济规模。由此打断工业化以来规模化扩张的恶性循环。这里的前提是，必须首先构建供求一体化关系体系，利用互联网手段，构建必要的足够大规模的社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绕不过去的事情。这是工业化本身固有的缺陷，工业化是从分工开始的，是从自觉应用分工这种社会化工具开始的。而不是自觉应用组织这种社会化工具开始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运用互联网手段，去弥补这个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思维本质上是社区思维。
滴滴打车之所以能够成功，它顺应了这种要求，有效地构建起供求一体化的关系。这也是互联网原住民擅长的事情。但如何深化供求一体化关系，深化需求链人群的数字化生存的内涵，需要传统大叔的参与和合作，并且需要更多非IT连接手段的应用，需要着眼于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手段即营销。小米的成功表明这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小米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金融的连接手段。海尔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海尔产业金融板块所做的事情，代表资本市场的未来。中国应该尽快的结束资本市场击鼓传花的游戏。这种资本游戏已经威胁到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说白了，互联网战略，应该由产业主力军来主导，而不是有资本市场来主导。使金融回归本质，成为连接供求关系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投机套现的手段。 上述推断如果是正确的话，互联网思维发生在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在西方才是不可理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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