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用形象思维”
——毛泽东写于杭州的八首诗词
王祖强

        毛泽东一生曾53次到过浙江，对杭州尤其关注和喜爱。新中国成立后，杭州是他外出视察到得最多的地方之一。他于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杭州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佳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是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的权威版本，其中就有八首在杭州写就的诗词。

        毛泽东写于杭州的八首诗词，按创作时间顺序分别是：1955年三首《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1957年一首《七绝·观潮》；1959年三首《七律·读报》两首、《七律·改鲁迅诗》；1963年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七律·改鲁迅诗》属于改诗，其余七首是原创作品。

       从发表情况看，作者生前正式公开发表的只有一首，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其他七首情况各不相同。前四首最早发表于《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其时正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后收录于1996年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1959年所写三首未正式发表，但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故收录于《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的附录部分。

        从写作题材看，前四首属于山水诗，以看山观潮直抒诗人情感；后四首属于政论诗词，以评论时事阐发作者观点。毛泽东的山水诗富于形象、大开大合，政论诗词充满激情、斗志昂扬。不管是山水诗还是政论诗，都极具形象思维，用尽比兴之法。

 

        山水诗：富于形象、升华情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杭州是在1953年12月底至1954年初。当时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杭州前后住了两个多月。这期间，他经常爬山锻炼，几乎踏遍了西湖附近的大小山峰。195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杭州视察工作，并根据医嘱作短暂休养。医生建议他多安排游泳、爬山等活动，以增加活动量。时隔一年再次登临西湖群山后，毛泽东写下了《五律·看山》、《七绝·五云山》；从杭州乘车赴德清县游览莫干山返回后，他创作了《七绝·莫干山》。

        上述三首山水游历诗中，《五律·看山》流传最广。其诗云：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北高峰位于浙江杭州灵隐寺后，与南高峰相对峙，为西湖群山之一。在北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根据毛泽东自注，诗中的“扇子”指扇子岭，“佳人”指美人峰。毛泽东在这首诗中，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大胆采用比兴手法，将山名加以形象化，构成诗的意境，由虚而实，实中见虚。四座山名，原是形象化的抽象，在诗中则将抽象还原于形象，并稍加点饰，便成了有景有人的诗境：在湖西凤凰山飞凤亭之侧，绿树成荫，一派天然好景；桃花岭上的桃花，已经凋谢，但从那里吹来的风，似乎还带有花香，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初夏日暖，使人想起扇子岭，要是寻来这一面大扇子，一定可以驱除溽暑烦热；佳人、美人，在古典诗歌中往往是理想的象征，在追求理想、面对佳人时，既要有饱满的热情，又要持冷静的态度。毛泽东是政治家，诗意也常常带有政治色彩。中间两联实中有虚，包含着对形势的看法；颔联以好景喻大好形势，颈联以冷热喻审慎态度。这是十分切合作者当时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的。

        值得一说的是，《五律·看山》是一首五律，这在毛泽东诗词中是比较少见的。毛泽东自己曾说过：“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确实，毛泽东所作律诗大多为七律，生前正式发表的诗作中也没有一首是五律。《看山》是毛泽东诗词中一首质量上乘的五言律诗。

        除上述三首外，毛泽东作于杭州的山水诗还有《七绝·观潮》，为观赏钱塘江大潮后所作。钱塘江是浙江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其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在出口处，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以每年阴历八月十八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杭州时，毛泽东就曾想去观潮。但由于当时是冬天，不利观潮，只是去察看了江堤。1957年春天来到杭州时，他曾到余杭翁家埠附近，但也没有看到钱塘潮水，感到意犹未尽。1957年9月上旬至中旬，毛泽东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考察调研，重点了解农村整顿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情况。9月11日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日，他从杭州乘车到海宁七星庙，第一次看到钱江大潮，并在返程路上畅游了钱塘江。他感到非常尽兴，回到杭州住地，写就了这首《七绝·观潮》。诗云：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古人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作为一代哲人，毛泽东对水情有独钟，他的诗词中也有许多关于水的名句，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等等。与古代的一些山水诗人寄情山水、消极避世不同，毛泽东诗词中的山水充满力量，给人鼓舞，催人奋进。这首《七绝·观潮》更是想象奇特，形象壮阔，恰如战鼓擂、号角起，让人走进壮阔奇景，获得一种情感升华，油然而生一种崇高感。

 

政论诗词：戏谑反讽、充满斗志

        毛泽东在杭州所创作的诗词，不仅山水诗极具形象思维，即使是题材严肃的政论诗词，也极富形象、用尽比兴之法。

        毛泽东在杭州所作四首政论诗中，《七律·读报》两首、《七律·改鲁迅诗》都作于1959年底。1959年10月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后，两党之间的裂痕和分歧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扩大。赫鲁晓夫借中印边界冲突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访华回国途中在海参崴发表的讲话中，以“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来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回莫斯科后，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批评中共领导人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策略也发生变化，大讲和平，大讲缓和国际形势，意在同苏联拉关系，对付中国。一时间，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初，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在1959年11月所写《七律·读报》中，毛泽东用反语“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讥诮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污蔑。12月，毛泽东又作了第二首《七律·读报》和《七律·改鲁迅诗》。12月4日至6日，他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会议期间，他指示将这两首诗印发给与会者征求意见，后来又作过一些修改。在第二首《七律·读报》中，毛泽东将矛头直接对准赫鲁晓夫，用“列宁竟撇头颅后”，直指赫鲁晓夫将马列主义抛诸脑后；用“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的比兴手法，揭露赫鲁晓夫狂妄自大、螳臂挡车的反华嘴脸；用“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反讽赫鲁晓夫的一味亲西方立场。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是这四首政论诗词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郭沫若词作《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1月8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读后颇有感触，创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和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并于1月9日书赠当时同在杭州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及身边工作人员。1963年12月正式发表时，又作了几处修改。全词如下：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的这首和词，充分运用了铺陈、比喻、抒情和议论等多种手法，交互结合，相映成趣。上阕开始，由“小小寰球”写到“苍蝇碰壁”，直至“几声抽泣”。大小对比，层层铺陈，形象逼真；讽刺与幽默并用，更见寓庄于谐之妙用。接着连用“蚂蚁”、“蚍蜉”、“西风”、“落叶”、“鸣镝”等比喻，贴切而生动。下阕以短语起兴，从天地运转写到人世变故，情急气近，议论风生。全词笔锋犀利，以其磅礴的气势，无情地揭露、讽刺了美苏两霸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丑恶本质；号召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扫除一切害人虫”，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一封信中曾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他自己写于杭州的这八首诗词，形象丰富，语言生动，诗味盎然，正体现了善用形象思维的理念，是现代中华诗词花坛中的奇葩。

 

        〔作者王祖强,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07〕（责任编辑：戚义明）

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