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书法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晚年的狂草,气势雄健,如洪波巨澜,行笔自由,若风卷云舒。毛主席没有留下什么关于书法的论著,作书于他,正若黄道周曾云“学问外第七、八乘事”。但这“余事之余事”也被他做到极致。毛书狂而不怪,纵而有驭,横空出世又非来影无踪,可以说:在性情驰纵间没有脱离传统规范。毛书是有师承的。
如果要从古典大家中寻找师承,毛主席的草书应该最接近怀素。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毛主席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其赠送的礼品就有怀素的墨迹印本。日本人对书法艺术的热爱甚至不亚于中国人,而日本的书法是由中国传入的。中国书圣王羲之生长的年代,东晋朝廷偏安江南,战祸连年,对外交往远不如以后的李唐王朝。中国书法之传入日本,即从唐朝开始,也以唐朝为最盛。怀素的草书是唐代书法的一座高峰。经历了几十年书法潜研的主席,晚年风格接近于怀素。向日本朋友赠送怀素书翰,显然也有告喻彼邦人士学习书法当“取法乎上”的意味。当其时,中国正在逐渐走出闭关锁国的环境,对外关系的开拓,最被说道的是“乒乓外交”,同时,应该还有“书法外交”。
主席书法风格的形成,经历过怎样的衍变过程,现在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从可以见到的毛主席墨迹观察,其草书,特别是大草,主要产生在196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主席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时间相对充裕,书写条件也较以前优越,沉潜于传统典籍的同时,也寄情于翰墨挥洒。自己的大量诗词与喜爱的古典诗词,成为书写的主要内容,技法的趋于成熟,浏览的宽泛随意,性情的自由奔放,结合在一起,最终使毛书风格走向统一。而在此之前,毛主席的大量墨迹是题词和著作,从延安时期到1950年代末,其书体主要为行书,接受古人影响甚为庞杂。行草可见苏东坡的痕迹,而行楷则可以发现翁同龢的影子。
毛主席早年的书法是什么样子?1966年10月,我第一次到北京,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清楚记得展品中有一件毛主席写给新民学会同人罗学瓒的明信片。字写得很密,是十分工整的魏碑体楷书。20世纪初的书法风气,由于康有为的提倡,魏碑之风靡,几乎到了“无碑不成书”的地步。青年毛泽东显然也受到了影响。
除却对传统书法的揣摩学习之外,毛主席受过当代书家的什么影响?主席的几位受业老师均不以书名。很受他尊重的章士钊曾与谈书,倒是提起其弟子高二适书法很推崇“我公”。据说毛主席很赞赏谢无量的书法,但在可见墨迹里,很难发现毛书与谢书的相似处。谢书纯为行意,字间甚少连属,且用笔尚实,与毛书之大起大阂完全异趣。20世纪最著名的书法家应该是于右任。于右任的书法是否对毛主席产生过影响?主席对于右任是尊重的,重庆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报头,共产党领袖毛主席没有题写,而是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这里面除却政治因素,显然也有书法方面的推仰。毛主席一生,与于右任相处起码有两次。重庆谈判时,政务繁忙,谈及书法诗词时间也不多。还有一次,是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于右任出任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校长,同时指导国民党上海党部的工作,而这时候,毛主席也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参加了上海党部工作。
据曾经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的老报人陆铿回忆:于右任曾经在重庆向他谈起和毛主席在上海共事时的情形,于右任是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建者,又是国民党里最具才情的诗人,这些方面,与毛主席都有很多话好谈。另外,就是谈书法了。那时候的于右任,书法已经饶具影响,用陆铿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向于右任请教书法,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如果从早年寝馈魏碑而最终还是归于“二王”一路草书的路子来比较,于右任和毛主席的书法途径有相似之处,只是,于右任终其一生追求的是碑帖结合,他的草书形态最终还是行草,而毛主席晚年则进入狂草。在中国古代草书大家里,张芝、二王都是短篇,法度精严而纵逸尚未臻极。后世若徐渭、祝允明纵逸极矣,入狂涉怪。比较之间,还是怀素之草,执端用中,最合狂狷之道。毛主席书法,不似当世任何人,于古贤取法乎上,因得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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