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读书频道“文学青年”第12期：文珍专号
生活在别处，别处也虚无
--读文珍《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文/彭敏
千呼万唤始出来。继《十一味爱》之后，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陆首位以小说获得学位的硕士、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80后作家文珍终于又推出了新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稍一瞩目就可发现，两本书名都带着一个“爱”字。这或许是巧合，却也折射出文珍小说中某种贯穿始终的精神伦理--围绕着“爱”所生发出来的诸种生存境遇和心灵图景。浩瀚的都市，茫无涯际的生存，一个个在孤独、平庸与失败中苦苦沉沦并挣扎的小人物轮番登场，或喁喁低诉，或大胆孤绝，都在竭力谋求解救、脱逃的可能，却陷入更加尴尬、无告的境地。一代人的爱怨交缠与存在之困，都借文珍的生花妙笔获得了璀璨却伤痛的命名。
《银河》泻地如水。停下来就是个死。为了不让庸碌的生活追上来把他们拖入流沙底部，银行职员苏令和老黄以爱之名，从精致娴熟的北京私奔到蛮荒奇谲的新疆。但，沉默而疲惫的旅程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激情和惊喜，就连私奔本身，也沦为一个按部就班冰冷协作的施工项目--接吻、做爱，作为不可或缺的仪式，即便没有温度、令人疲惫，却只能陈陈相因地践行。他们来到了想象中的“别处”，却感受不到“别处”的蛊惑，那庸碌而倔强的现实从一开始便像夜色里的影子暗暗跟随，一到光芒涌动处便露出它密集的身影。最终他们发现，所谓的反叛和逃离，不过是从一个藩篱跳入了另一个牢笼，庸碌的生活自有其不可逾越的如来神掌，他们能做的也仅是在旅程的尽头写上一句“某某到此一游”。迥异于一般偷情叙事，老黄的正室张梅在小说中聊胜于无，最终让这段尴尬而无趣的旅程戛然而止的，是某银行的催款通知：因为和张梅分居，老黄贷款买的房子已经五个月无法还款，再耽搁下去，房子就将被银行收缴，老黄今后也将永远失去贷款买房的资格。至此，庸碌但精明的生活加在天平另一端的砝码终于显出了诱人的分量。时代的生存伦理如此精确又调皮，我们的身体和爱欲看似自由支配，其实早被它五花大绑，无所遁形。
日复一日、一地鸡毛的生活琐事，在新写实小说中曾得到鲜活而极致的呈现。文珍的小说气质和语言趣味总体显示出强烈的文艺范，但这种细腻、精致、浪漫、华丽的文艺范，却神来之笔地和琐碎庸碌的日常叙事鞣制在了一起。如此奇特的文本结构本身便照射出如下的真理：理想主义的写作范式尚且要被无微不至的现实逻辑所介入和侵蚀，那种浪漫的生活理想和小资情调在实际的生存现场，自然要经受更加凛冽的破碎和失坠。
也正因此，在《录音笔机》中我们便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大学毕业的曾小月拥有美如天籁的声音，却只能去一家小破公司做电话接线员，每天在同事无聊至极的鸡虫得失和恩怨纠缠中虚度时光。孤独无爱的生活像不合身的内衣将她紧紧包裹，相处两年的男朋友甚至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花。想要说话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夜里打过去的号码，只能打给自己，然后演变成拿着录音笔天天给自己录音，与自己对话。因为只有这样，她才分外觉得自己在活着。如此脆弱的生存模式，在小说的结尾也宣告坍塌：一个突如其来的超大订单，让曾小月陷入分秒不得喘息的工作状态，最后她的嗓子也哑了，她痛骂领导和同事的录音，也被当众播放出来。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是刘震云《一地鸡毛》中一场家庭矛盾和一连串鸡毛蒜皮甚嚣尘上的起因。而在文珍的短篇《西瓜》中，事情都是由西瓜而起的。一向清高自处的孙梅面临失业危险，终于决定庸俗一回，携丈夫刘可前去向领导送礼，却扑了个空，还隔空碰了一鼻子灰。茅台酒和大西瓜被刘可失手摔破，两人干脆就在夜色中评酒品瓜，反倒暂时忘却了生活的逼迫，重温了恋爱时的单纯美好。只不过，high完这一夜，生活要如何继续？小说在夫妻俩得意忘形，准备把剩下那条烟也拆了自己抽的一刻戛然而止，剩下的部分，便交由读者自行想象了。
用自嗨来对抗生活的压迫，无疑是悲壮而虚无。同样是贫贱夫妻，《到Y星去》则以张爱和许先对某个不存在星球的狂想意淫敷衍成篇。近万字的篇幅，从头至尾几乎全是对话，却写得趣味横生，这好比一部电影自始至终只用一个场景，却令人深深耸动。
生活让一些人一事无成、贫穷潦倒，让另一些人孤苦无依、寂寞入骨。它残忍又乏味的统治，在这世上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日子。当然会有人揭竿而起，奋勇逃离，异域边疆作为文化负载和想象空间较为丰厚完备的符号体系，被那些渴望别处生活的人屡屡涉足。《银河》中的苏令，与老黄私奔到新疆，却遭无情背叛。《衣柜里来的人》小枚，只身一人远赴拉萨，最终还是眷恋过往，在新的感情和生活方式面前急流勇退。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女主人公，则干脆读书去往美国。她的生活并不缺乏爱的滋润，她只是想离开那让人崩溃的日常秩序，不愿被温吞的男主人公所甘心陷落的平凡生活一点一点吞噬掉。有句话说得好，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去别人呆腻的地方。女主人公所想望的新鲜的知识和秩序，那从未呼吸过的自由与多重选择，其实不过是另一场更让人绝望的虚幻。这一点，在出发之前，便已经明了。尽管如此，对女主人公来说，离开仍然是好的。走过去就是一切。离开，并不是不爱，恰恰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才更痛心，那个人、那座城市、那个时代，都沦入了它原本不该在的位置。小说所截取的北京城百年切片史，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一个时代的裂变翻覆，使得个体性情与生存理念的形成得到了深层的阐释，也使个人逃离日常秩序的努力获得了波澜壮阔的景深。
相比于普通到乏味的此在世界，最妥善最终极的“别处”是哪里？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死亡。注意，普通青年宋笑当然缺乏自杀的胆量，而一场凶神恶煞的大雨，可以让他不露痕迹地死去。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雨中邂逅的小孩乐乐，又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下去的意义和勇气。别人家的小孩和宋笑自己的儿子苗苗，能有什么不同？这种转变当然是虚幻的救赎，也是残忍的继续。当命运无法更改，就去更改对命运的看法，这是弱者手无寸铁的起义，越张牙舞爪，就越悲痛无力。在小说结尾，宋笑重回旧地却找不到乐乐和那家商店，文珍用笔之老辣沉雄、幽深险恶，暴露无遗。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无论众声喧哗还是百川归海，一个时代的文学在大类上也常常隐现某些共通的表现对象和审美风尚。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往往善于切中所处时代的大动脉，对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现象、最突出的人性景观、最鲜明的生存图谱和灵魂标本，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和概括力。如果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最典型最具社会概括力的人物，文珍笔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普通青年一定位列其中。他们在现实、情感和精神层面所经受的诸多压抑、扭曲、侵蚀和褫夺，他们的沉沦与挣扎，都是我们时代弥足珍贵的文学标本。
生活在别处，别处也虚无。一个个孤立无依的标本集结起来，便落成时代痛切的症候群。谁在逃离和突围，谁又在世上某处兢兢业业地忍受？
2014年12月14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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