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我的祖辈、父辈及家人
先辈从江西来到老家，笔者家的家传字辈是按照下列20字辈进行了排列，分4句，每句5字，由于高祖辈老人的去世，再加上种种原因后辈没有记住前一句，就从第二句说起：
×××××
龙卓正昭明
亨友家仁吉
咸丰大又恒
笔者是“明”字辈的，父亲是“昭”字辈的，爷爷（祖父）是“正”字辈，曾爷爷（曾祖父）是“卓”字辈，高爷爷（高祖父）是“龙”字辈的……；儿子辈是“亨”字辈，孙子是“友”字辈，曾孙是“家”字辈……
父母带我1950年回到老家的时候，祖母，大伯、二伯已故，三伯在万县，后来1955年去世在万县。
所以，没有将我们家的传承情况用文字进行记录。
加上1949年后，在1950～2000年的整整半个世纪，整个社会都视“家族”为陈规陋习的观念，还有就是，各自都在上班，对这些索然无味的文字也没有时间去打理，只好在退休后，才有机会坐下来，安静地整理这些……。
……
幸好，我在在父亲填写《干部档案》的底稿上得知，还有父亲病重卧床的近两年里，是由我在护理，在护理过程中，父亲给我讲了家里的许多事情，而今进行整理。
我的祖父海庭（正字辈）（1860～1908）。原来我家是经营油米酒茶等，也就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粮食、油、盐、酱、醋、茶等，还开有漕房（烤酒作坊），在安福镇有街房二十多处，算是很殷实人家，因此我的大伯、二伯、三伯和姑姑都能够识字和计算……
父亲出世前的两个月，即1907年6、7月，祖父一场疾病就卧床不起，在当年10月离世。也欠下很多债务。祖父去世后两月，次年（1908年1月）父亲才出世……
祖母罗氏（1867～1938）将其街上的房产及其他产业逐渐进行变卖，偿还后债务后，家里在当时处于极度的困境中。因此不能居住在镇上的街市。即率我的大伯昭元（字，复初。1889年出生，祖父去世时16岁）、二伯昭亨（字，斌武。1896年出生，祖父去世时，8岁）、三伯昭利（字，达山。1900年出生祖父去世时，4岁）、姑姑（？1906年出生祖父去世时，2岁）和婴儿时期的父亲昭贞（字、介甫。1908年1月9日，农历腊月初六出世的），迁居乡下……
父亲是苦命的，出世就没有见到父亲（我的祖父），家乡人称父亲是“背伢儿”（也称“遗腹子”）。生活再艰苦，也要长大……全家六口以佃他人土地耕种并织布为生……
祖母每日里“起三更、睡子午”地纺麻线、织布，还要辅乳父亲，我祖母的身体不如先前……
以下是父辈兄弟姐妹的情况简介：我家父辈男丁是按照《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四字排行进行。“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也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第三节：好儿郎，报国家，志在四方
1、大伯昭元（字，复初1888～1950，享年62岁）比父亲长16岁多。祖父去世后，少年的大伯家开始开始学做生意，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事实上，我大伯的肩上已经就分担了压在祖母肩上的部分重担（因此在往后的几十年，父亲讲到我大伯时，也感叹万分）。大伯父本来就有点文化，又加上我家原来就是经营粮油酒类的，只是因祖父早逝，而破落到乡下，经过10年的行（xing）商后，做过店员，已经在生意场上也是能写会算的了。但因家庭实在困难，要恢复起祖父时期的生意是不可能的。
因为祖父做生意的原因，就是祖父去世的时候，大伯父也有20岁左右了，所以大伯父有做生意的商业意识。大伯在未投军前就开始了行商生意，将家乡的烧酒、夏布当然还有小型的陶器挑在肩上，与那些行商们长途步行在官道及乡间小道，甚至下至重庆、万县；上至内江、成都……再从那些地方再将家乡所需的东西随同乡亲们再挑回，先是从中挣点劳力钱，后有点自己的本钱了，就自己做这样的生意，来以协助祖母维系全家生计，后来我大伯带着我二伯也走上做生意的路……；
1914年大伯在22岁时，娶了达县人焦氏（1895～1932年病故在涪陵，享年37岁），19岁时与大伯父成婚，大伯母贤惠而又慈祥，大伯和大伯母先、后有两个孩子但都早年夭折（那个时候婴儿多死于“脐风”实际上就是“婴儿破伤风”，以前的人不知道现代医学，就是旧式接生，剪脐带的剪刀、包婴儿的布料等没有消毒引起的）。大伯母协助祖母主持家务并带领弟弟、妹妹，特别是带幼年的父亲，焦氏大伯母1932年病故于涪陵；大伯后续区氏（年龄不详）大伯母，没有生育。
安徽合肥的“包公祠”有这样的记载，中国的戏文里的《包公案》，在戏文中写到包拯是他嫂嫂养大，包拯尊称他嫂嫂为“嫂娘”，并将嫂嫂养老送终的故事编写得脍炙人口，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
焦氏大伯母对我的父亲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大伯母比父亲长10多岁，由于家庭贫寒，除主持家务外就帮助祖母纺麻线、织夏布，还有就是带弟弟妹妹，特别是父亲后来读书到中学，就是大伯母的陪嫁首饰变卖后交学费，因此父亲对我大伯母是十分尊敬和爱戴的，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除了对祖母的思念，就是对大伯母的思念。我母亲知道这些往事后，同样的尊敬和爱戴大伯母。
1920年大伯父32岁时，大伯父遇到孩提时代的娃娃头余际唐*。这时的余际唐已经当了川军第2师师长。因此，余际唐念与大伯父是孩提时代的发小，余际唐就将大伯父安排到该师部一旅（旅长张斌）任军需官。后来余际唐离开部队经商，但大伯父仍然在川军，后川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41军，大伯父后晋升为上校军需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随川军副总司令邓锡侯将军经成都、广元、西安参加徐州抗战负伤。回后方治疗伤愈后就在地方做地方财政工作、涪陵禁烟专员、石柱县的文牍等工作，管理经营渝（重庆）、汉（汉口）、泸（泸州）沿江一带行商的税收。1939年驻万县，后任万县县长至1950年。在1939后～1945年9月2前的抗日战争中为国民革命军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和征集兵员的工作。
由于四川军阀上至刘湘、杨森等川军、地方政府的大大小小军官都参加过“一贯道”数量达几百万，由于1946年“一贯道”威胁到蒋介石的政权，因此蒋介石政府下令清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20万、天津15万的“一贯道”成为日伪时期的帮凶，结果在解放的时候，就将“一贯道”进行镇压，因此四川的“一贯道”就难免其灾，甚至在解放初期以举手表决的形式大开杀戒……
焦氏大伯母在1932年病逝，后续区氏大伯母（后况不详），均无后，后收养一子明道，明道于1949年因病死去。
大伯无子祠，后领养一子，名 “道”，年龄不详，解放前成家，娶妻“田氏”，育有两女，“道”于1949年病故后，田氏改嫁，两女由区氏伯母抚养，后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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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际唐，原名余星耀，字蕴兰，家居荣昌县安福镇余家河坝，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四日生。余家在安福镇（烧酒坊）是望族，士农工商全有份，老宅在镇外余家河坝。少年时，余际唐在安富读私塾,后到重庆就读于川东书院。15岁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海军水雷学校、炮术学校及工机学校。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期考试均列第一名。余际唐在日本时，与民主革命人士过从甚密，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加入同盟会。
1911年初，广州黄花岗起义时，余际唐在南洋运送军火。回国不久，参加陈其美组织的敢死队，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随后到南京，在江苏都督程德全麾下任海军司长。
1913年，余际唐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成立四川讨袁军，余际唐任四川讨袁军川江水师司令，进击北洋军。1914年讨袁失败，逃亡南洋、日本等地继续联络讨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蔡锷任命熊克武为护国军四川招讨使，余际唐任军需处长兼参谋长进军四川。后来在川、滇、黔军阀大战中，被黔军围攻，一度撤出重庆，10月再次打回重庆，改任川军第六师师长。
1923年，四川又爆发“讨贼军”与依附吴佩孚的四川军阀刘湘、杨森部之战，余际唐任四川讨贼军第六师师长。次年3月，余际唐任四川讨贼军第一军代军长。从以上一连串光芒四射的头衔可以看出，民国初年，余际唐已经是腾入大海的一条蛟龙，反清讨袁，义薄云天，万民瞩目，哪里只是四川、荣昌、“烧酒坊”小小的地域盛得下的？“烧酒坊”的乡亲们，自然可以逢人便说：“知道么，余师长是我们烧酒坊的人，我们俩小时候……”可见当时安富人以余际唐为豪。
10月3日，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等人以会商军务为名诱骗熊克武、余际唐等7人 前往广州，将他们囚禁于虎门要塞上横垱炮台。直到民国十六年3月29日才被释放。
1927年“八·一三”事变前夕，余际唐离沪回渝，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重庆市参议会参议员。他筹集资金，从事实业，决定走“实业救国”之路。他先后在隆昌、荣昌、永川、大足等地投资兴办了石燕、德兴、德蕴、德瑞、复兴等煤矿，今日的永荣矿务局的前生和重钢集团綦江矿，便是余际唐当年的衣钵之传。他还入股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等企业。
余际唐在家乡安富办实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用现在的话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赚到钱不说，几千乡亲在矿上作工，改变了生存状态，又免受恶势力欺压。安福镇街上的老人至今还记得：“余师长的煤炭帮每年搞庆典，最是热闹，安福镇街上要热闹好多天！”
解放后任川东行署副主任，1954年后川东行署、川南行署、川北行署、川西行署和西康省合并为“四川省”，因此余际唐成为四川省副省长，分工工业。
2、二伯昭亨（字，斌武1896～1949，享年53岁），于1931年从军于四川陆军第六师余际唐的部队，只是这个时候余际唐离开部队到地方办企业了，而该师的师长已经是李香泉，出川抗战的时候已任少校军需，参加武汉会战负伤后，到湖北宜都县缉毒队任职，由于枪伤原因，自己也染上吸毒恶习，只好辞职回原籍，死于1949年。
娶妻刘氏（1909～1971终年62），
育有两女一子：长女明芬、次女明岚，子为最小明嘉，明嘉也是在二伯死后出世的。刘氏迫于生活压力，带子（子未改姓）改嫁屈家，明嘉是在养父家中长大。
长女明芬，生于1934年，解放后在老家“夏布社”，出嫁在罗家，育三女两子，现已各有家室。
次女明岚，生于1337年，1951年因母刘氏改嫁。由幺娘（我母亲）带到大足县（我家）读书，生活至1955年参加老家的曾家山煤矿工作（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余际唐师长开办的那个大型煤矿），1961年左右出嫁给甘家，甘家是军人，后育两子，现各有家室。
长子“川”，娶妻 氏，育一女一子，
次子（随母李姓）“里”，娶妻 氏，育一子“博杨”。
子明嘉（生于1949年～2010年，享年61岁），中学毕业，后跟继父学木匠手艺，开家具作坊、棺材铺。
娶妻陈氏（1955～），育两女
长女“莉”，出嫁万家，育一子一女。
次女“洁”，待阁。
3、三伯昭利（字，达山。1901～1955，享年55岁）。1922年就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21军边防司令军医院（四川丰都），在1927年就任“司药上士（司药准佐）”。 1924年从军在川军21军司令部野战医院（驻丰都）任司药，1931年由部队派到“四川军医学校”学习毕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革命军163师作为川军留守四川的部队，奉命驻成都、南充一带。国民革命军163师,陈兰亭任师长与第164师，张邦本任师长，组成56军。1941年8月，郭昌明离任，潘文华以绥靖分暑主任兼该军军长。该军组成后，在8年抗战期间，主要在川东地区担任后方守备任务。1946年上半年，国民革命军163师进行整编时，与164师改编为整编第56师，潘文华免兼该整编师长职，由原副军长兼第164师师长彭焕章继任该整编师师长。原第164师改编为整编第164旅，潘青洲任旅长。1947年11月，该整编师奉命由川东南地区调往大别山区，参加对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部队的大规模“清剿”。大别山“清剿”战役结束后，该整编师番号被撤消，所辖两个整编旅该隶第15绥靖区，奉命驻守鄂西北地区，在参加宛西战役和襄樊战役中，整编第163、第164旅被歼，三伯在襄樊的163野战医院任军医少校，被俘后被遣散回万县，从此失业。先靠拉板车，后开个小医摊为生。1951年娶邱氏女为妻，1952年长女明悦出生，1953年次女出生，由于三伯父与三伯有年龄的差距而离婚。三伯1955年因病在万县逝去。所生两女，长女1956年由三伯从万县送到我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次女不知由邱氏三伯母怎样安置的，三伯父去世后就失去联系。
长女明悦（1952～），由于1955年就由三伯送到幺叔（我家）长大，比我小3岁多。在1974年政府开始有顶替政策。父亲虽然是1968年去世的，父亲是大足县的知名人士。父亲从1952年～1968年都是大足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和各界人士学习会的会员（就是后来的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大足委员会是1980年成立的），按照20世纪70年代的相关政策，因此就顶替父亲去学医。后嫁陶家。
育一女“丽”（1979～），嫁张家。
丽育一子“煜”（2013～），一女“然”
4、父亲昭贞（字，介甫。取自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的字“介甫”，1908～1968，享年60岁），在家排行最小，又是一个没有见过祖父的“背伢儿”，理所当然的受到祖母和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1914年家里有了）大伯母，姑姑的呵护，到了父亲该读书的时候，全家人省吃俭用，将父亲在1916年，也就是父亲七岁时，靠祖母织布，大伯父做长途贩运生意的收入，大伯母将她娘家陪嫁的首饰变卖进入私塾读书。送进了学堂，1917年进入新学的小学二年级至中学……
1929年，娶钟氏（1911～1986享年75岁）当年18岁，四川荣县县城人。
次年，大哥降世……（如果健在，现在是86岁。）
1925年冬父亲生病，于是到丰都我三伯处去医病。因为我三伯于1922年就从军进入国民革命军21军边防司令军医院（四川丰都）……
父亲在那个军医院医治后，很快就治愈了。由于父亲年轻好学，很快就与那个医院的上上下下的关系处得不错，于是，在1925年，父亲经我三伯和三伯的那些朋友介绍在那个医院找到了一个“录事”的差事。
1928年考入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军医传习所（后称四川军医学校）”。父亲从此开始了他的从军生涯。
1935年母亲有了我二姐。
1934年四川军阀混战，父亲与家失去联系，家里缺乏经济支柱，苦难重重，因此我的大哥、二姐都死于童年。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父亲才将母亲由老家接到部队休整的地方甘肃兰州，后随部队到陕西、山西，返四川……
在1949年1月7日（农历腊月初九）我（明字辈）出世……
后娶妻魏氏，育一子，平（亨字辈）
第四节：李家父辈四兄弟在中日战争中为国流血流汗
三个伯父和我父亲都在1937年随川军出川抗战：与荣昌县这200多为抗战叔叔、伯伯一样，都没有为家乡人丢脸……
大伯父李复初，1888年出生，1920年川军，上校军需官，随川军22集团军41军（军长孙震，副军长董宋衍、参谋长杨俊清军），由川军副总司令邓锡侯将军率领经广元北上，参加了徐州会战……负伤回川从政，为前线组织并输送兵员和物质……负伤回川……从政地方官，为抗日前线组织和输送兵员和物质……
二伯父李斌武，1894年出生，1926从军，上尉军需，随川军23集团军，由川军总司令刘湘率领经长江出川，参加“武汉会战”，战争中负伤，伤愈后在湖北宜都县任地方官员……
三伯父李达三，1900出生，1929川军，少校军医，随潘文华将军44军（军长郭昌明）163师（师长陈兰亭）野战医院驻守大巴山，拱卫重庆陪都。
据记载，荣昌县在抗日战争中有200多位与日寇拼杀的各个战场而献身的将士，他们这代人是在抗日战争中荣昌人的骄傲！！！
父亲李介甫，1908年生于荣昌县安福镇。1927年从军，1928年考入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医传习所（后来的四川陆军军医学校）1932年任军医，1928年考入军医学校，1932年毕业，历任军医少尉、军医中尉、军医上尉，1937年出川抗战，抗战中历任军医、军医教官、多个野战（后方）医院院长、军医大队长、中国远征军军医视察官、解放军医学院教员。参加武汉会战、晋南会战，滇西反击战。完成了一个国民革命军军人（军医）保国家、为民族的的八年抗战历史。
1937年9月出川抗战，先后参加“武汉会战”、“晋南会战”、“滇西大反攻”。1938年在长沙湘雅医学院“军政部军医署卫生后备团”受训时，有幸从师于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沈克非教授门下专心学习外科知识；1938年先后奉命调国民革命军36师、1939年奉命调军委会战干四团、1941年奉命调军委会西北游干班、1942年奉命调军委会36补训处、国民革命军第76军暂编57师、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1946年春奉命调国民革命军渭南第一旅、1947年奉命调解放军北方大学医学院。历任军医、军医教官、多个野战医院院长、军医大队长、1944年中国远征军军医视察官，1946年奉命调国民革命军渭南一旅，1947年奉命调解放军北方大学医学院教员。
1951年奉中国红十字会命令准备去中国人民志愿军手术队，由于身体原因，留在川东行署江津专区初级干部学校工作。
1952年由于江津专区大足县流行”小儿麻疹，死亡儿童较多，川东行署、江津专区迅速组织医疗急救队去大足县救灾，从此就留在大足县工作到去世。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被大足县委列入“爱国民主人士，大足县各界人士学习会成员”。从1952年到1968年均是大足县各界人民代表会和各界人士学习会会员（也就是后来的“政协委员”）。
在1966年下半年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受到县医院部分居心叵测的人批判，刚直不阿的父亲一病不起……1968年积劳卧病直至去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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