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艾希曼：以色列的诛奸谀于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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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1日傍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以北20公里的加里波第街上，一个中年男人从公交车上下来，匆匆往自己家里赶，这就像是一名居家男人日常的工作出行。

忽然，一名男子拦住了他的去路，用西班牙语问他：“你有空吗？”中年男人面色大变，拔腿就跑。

旁边突然又蹿出两个精悍的男子，三个男人一拥而上，将该中年男人摁在地上。此人挣扎了几下，就被三个人抬上一辆车，车子迅疾消失在夜幕里。这起绑架由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执行，被绑架的人，叫阿道夫·艾希曼，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二战期间，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重要元凶，在他的组织下，大约500万到600万犹太人被送到了各大集中营，绝大部分没能活着走出来。

然而，这么一个刽子手战后却没有被送上战犯法庭受到正义审判。被美军抓获以后，艾希曼用伪造的证件隐瞒了身份，随后成功越狱。接着，在一名同情纳粹的神职人员帮助下，通过伪造身份，让他得以逃离欧洲，远赴阿根廷，于1950年定居在该国首都。

此时，免于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正在发动全球追捕，搜寻那些侥幸成为漏网之鱼的纳粹战犯，艾希曼是他们的目标之一。1953年，著名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发现艾希曼在阿根廷，他把消息转交给以色列摩萨德，可惜没有受到重视。

1956年，一位居住在阿根廷的犹太人洛萨·赫尔曼发现，自己的女儿正与一位名叫克劳斯·艾希曼的年轻人约会，女儿告诉他，克劳斯曾经向她夸耀其父亲在纳粹德国的“丰功伟绩”。赫尔曼查实，克劳斯的父亲正是阿道夫·艾希曼，他随即将情报发给摩萨德。

摩萨德开始重视起来，局长伊赛·哈雷尔指派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长时间监视后，以色列人终于确定了艾希曼的身份。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正式向阿根廷政府提出引渡艾希曼的要求，但是遭到了阿根廷的拒绝。本·古里安秘密下令，既然阿根廷不交人，我们自己抓。

1960年5月，哈雷尔局长亲自飞赴阿根廷，跨越半个地球指挥抓捕行动。5月11日，摩萨德特工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后将他拿下。随后，艾希曼被带到了摩萨德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处安全屋。

11天后的5月20日，一架载有以色列代表团的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回以色列。这个代表团不久前来到阿根廷，参加阿根廷庆祝国家独立的活动。摩萨德为艾希曼注射了镇静剂，将他打扮成机组成员混上飞机。两天后，飞机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正式宣布，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艾希曼已经被他们逮捕。

以色列动用国家力量公然跑到主权国家阿根廷家里抓人，阿根廷当然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当年6月，在阿根廷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阿根廷代表在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指控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权。两个国家没完没了又吵了两个月，最终结果，以色列认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且阿根廷庇护纳粹战犯，失去了国际道义，因此只能接受道歉。

艾希曼被抓对于以色列来说意义重大。当时的以色列国内，新生代已经逐渐成年，他们对于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历史已经很陌生，审判艾希曼相当于重新对这些新生代进行历史教育。

在审判期间，美国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撰写的关于审判的报告称：艾希曼 “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自己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由此，平庸之恶的说法得以诞生，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讨论审视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持续的让世界各国各民族审视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以为正义无比的事业是否真的那么神圣。

当时左翼思潮盛行，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多所同情，对所谓以色列复国行为持批评态度，审判艾希曼让整个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纳粹的罪恶史，对以色列产生同情。尽管以色列跨国追捕遭到阿根廷的批判，却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这种诛奸谀于天涯海角，绝不放过邪恶的态度，正是以色列民族善恶分明，嫉恶如仇，彰显上帝公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