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圖片论述明代文人的命运，是个诱人的话题。明朝的皇帝大多没什麽文化，文人们的命运自然就比较微妙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的这本书，是对明代著名文人生命历程的研究力作，以个案分析式的方法，对明朝十七位文人进行了论述。不仅资料详实，笔触细腻，而且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极具可读性。
文人士大夫具备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于是就有了现实的舞台上，允许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作者论述钱谦益：「虽然修齐治平是每一个传统士大夫都孜孜以求的目标，但实际上，并非每一个学问渊博的文人都适合从政为官。」文人并不一定要从政为官，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钱谦益写的高攀龙神道碑铭所说：「海内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应和益广。」但他却忍不住一再渴望从政为官，最终演绎了：「因为书生气太足而玩不转政治，却被政治所玩弄，直到被政治所抛弃。」的悲剧。「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刚直不阿，定为当道所不容，曲学阿世，则为后世所不齿。有明三百年，直如弦，死道边的士大夫前赴后继，曲如钩，反封侯也代不乏人。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个体的价值观与道德取向。」从明朝开国时的刘伯温、宋濂，直到明末一塌糊涂腐败现实中的钱谦益，并没有像姚广孝对朱棣说的那样，杀了方孝孺，读书种子就断绝了。而这些前赴后继的文人，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形成的张力，正是本书的精彩看点。
看一本书是不是有「营养」，除了看提供的思想火花，还有知识性的一面，如作者介绍了何大成的《唐伯虎先生外编》，证明了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并非完全是小说家所言；对于一些学者批评东林书院的党争弊病，也用《东林会约》等证据做出了否定的判断；而王阳明之所以在龙场驿静坐顿悟，是因为那里没有书可读，以及他的「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的不容于世的论述，也都让人受益不浅。
此书还有《沈万三事迹考辨》一文。沈万三不过是一富翁，所以放在了附录里，但这一画蛇添足之举，却是作者看走了眼的结果。其本意是指出顾诚教授《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却难以令人信服。」但他自己却重蹈了覆辙。顾诚教授把文士沈达卿与沈万三后代的沉达卿混为一谈。但明人陈基《夷白斋稿》载：「檇李（嘉兴）沈君达卿，起家儒林」，就把他作为论据的中高启《寄沈达卿校理》；杨基的《雨中怀沈达卿、茂卿》；还有姚广孝为沈达卿所建《清安堂》写铭和序的事，反过来说明了此沈达卿非彼沈达卿。樊教授则说：周庄的沈厅是沉氏后人在乾隆年间建造的。而明人刘昌的《悬笥琐谈》记载：「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製尔。」
两位教授都没有注意到打开沈万三之谜的钥匙，在明人高士奇《天录识馀》的一段话：「洪武初年，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而每等之中又有分等，钜富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即为秀之三者。」莫旦的《吴江志》明言：沈万三（沉富）在张士诚据苏州时就死了。而其弟沈贵，则去终南山隐居，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明朝人还是继续说：「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明人笔记《蓬轩吴记》还把沈万三误认为是排行老三。「沈万三」是指一富户人家，这也是「扬名立万」的由来。沈万三的传说虽然有些扑朔迷离，但从沈家人的墓志铭，以及其姻亲莫旦等人的著作中，还是可以大致了解沈家真实情况的。
阴太山的《梅圃馀录》说：「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与张士诚周旋的，是第二代沈万三沈荣、沈旺等人。明朝建立后，沈家又旧戏重演，除了送钱粮、出资筑城，还玩犒军的旧把戏，但情况不同了，朱元璋明白文化和财富是可以与权力抗衡的。要不是马皇后说了：「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降灭之。」提醒朱元璋慢慢消受，他们当时就被灭了。
一个农民想要在元末动盪的时局中骤然发财，除了意外之财，无外乎勾结权势。所以沈万三的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难以明言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寓言。应该说，务农是沈家最初的基础，陆道原分财应该是关键。
莫旦的《吴江志》、明中期杨循吉的《苏谈》等书载：汾湖富家陆道源家，将财产分给了帮他打理的沈富和葛德昭两家。陆道源看到了动乱中财富的危险而选择了放弃。当时还有无锡的倪云林、崑山的顾阿瑛，朱元璋时有嘉定的万二都是如此。沈、葛二家后人分成「四葛四沈」，沈旺和第三代的沈玠当了不敢要俸禄的小官，最终都逃不掉被牵扯进朱元璋一抓就灵的「胡蓝案」中。第四代沈德全时，连同沈旺等都被一锅端了。聚宝盆招来了财富，也招来了灭门之祸。王世贞的《明史·佞幸传》说：其后人沈文度拿钱财去投靠宦官纪纲，说明朱棣时沈家还有漏网之鱼。「四沈」并非被一次性处理，说其后人被流放到了云南和辽阳，都是说得通的。
《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8月出版以来，受到了许多爱书者的好评，读起来也确实会感受到作者「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4年5月19日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