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爱玲为了赚钱，不停创作，稿费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然而在国内的她是知名作家，到了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她的小说不停被退回，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被美国人批判得一文不值，晚年不断和虱子作斗争，频繁搬家也未能躲避它们。
为何张爱玲的晚年如此凄凉？
离开上海
张爱玲是上海人，可是上海解放后，她却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里，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大门外。
从1950年7月开始，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段时间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
她不太会写无产阶级的事情，也不知道该如何描绘新中国发展的故事。
时代的要求和自身状况难以克服的矛盾，让她萌生了离开上海的想法。
导致她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经刊登过她到日本参加文学大会的事情。
她从未想过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也没想到其他人会把她看成文化汉奸，还拿她和汉奸胡兰成的事情来讥讽。
甚至有些报纸指名道姓说张爱玲因为经济原因，心甘情愿成为美国人的“吉普女郎”。
这些舆论和谣言，都给她带来很大的困扰。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上海，到香港生活。
十年前，她因为香港沦陷，辍学回到上海，十年后，以申请重读完成学业的理由再次回到香港。
在香港，她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翻译。
除此之外，她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土地改革为原型创作的。
这两部小说发表后，引起大陆评论界的关注，因为这两部作品大量描述土地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她没想过自己的两部作品会引起这么大的批判，她还曾对美国诗人抱怨：“我得和出版的人打交道。抗日战争结束后，大家都骂我是汉奸，原本以为到了香港，我能描写一些新中国发展的事情，却不想被他们说成是反共文学。
我不能写超过我自身感触的事情，即便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做什么，但我也无法违背良心，这个过程让我很痛苦。”
在迷茫和困惑中，张爱玲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寄去《秧歌》，希望他能指点迷津。
胡适收到《秧歌》后，仔仔细细阅读两遍，给予她高度的评价，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针对《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国内外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国内长期封锁，国外研究则异常活跃。
1961年，曾和张爱玲交谈过的文学史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把张爱玲的作品写入文学史。
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也曾写到：“在她的作品中，我很难找到反对共产党，亲近西方国家的言论，虽然不清楚当时她创作的初衷，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她的作品比起那些'伤痕文学’温和得多。”
张爱玲原本就出生在官宦家庭，属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而不是我党的作家，因此她很难像丁玲那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觉悟。
“另类小说”的名声始终像影子一般笼罩着她，无论如何都甩脱不了，这也让她曾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中。
她有一种写作才华和热情被无情岁月和变换的时代所消磨的感觉，而且一向标榜从不涉及政治的她，竟然几次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她觉得自己的作品在香港的吸引力很有限，在香港的前途更是堪忧，为此她决定更换新的生存环境，远离给她带来麻烦和纷扰的地方。
可是她从小生活在中国，离开了中国，又能去哪里呢？
张爱玲想到了美国，既然美国的作家那么欣赏她的作品，不如到美国生活。
当时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文化专员麦加锡充当了她移民美国的担保人，欢迎她到美国生活。
1955年秋，35岁的张爱玲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香港，以“难民”的身份拿到美国的绿卡，成为美国永久的居民。
二十几岁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到美国后，竟然接连遇到退稿的命运！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在美国的遭遇
前往美国前，张爱玲是带着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来的，她有一种自信：她坚信能够用英文写出熟悉的中国故事，也能用手中的笔在美国站稳脚跟。
她甚至认为自己能跟旅美最成功的林语堂相提并论，能够凭借写作闯出一番天地，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可是当切实感受到纽约的摩天大楼、美国的摩登气息后，她觉得一切那么陌生，那么咄咄逼人。
在美国半年的经历告诉她，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靠写作谋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才能获得美国人的认可。
在美国，张爱玲没有稳定的工作，想要用英语写作闯出一番天地的想法也没能实现。
收入不稳，心情郁闷的她精神越来越紧张。
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中国不乏经典作品，却无一获奖，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作品不够优秀，而是因为美国人读不懂中国的文化底蕴。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国家，文字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变得越来越精炼，越来越简短。
因此想要读懂中国的作品，美国人需要具有优秀的文化基础。
由于对美国的现实生活不了解，张爱玲创作的作品还是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为背景，这样的题材无法取悦美国读者。
在美国，生存成为她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从香港带来的积蓄很快花光，无可奈何下，张爱玲向美国的一个组织申请救助。
这个组织是文艺营，由那些热心文艺事业的实业家或成名的艺术家创办。
在这里食宿全免，目的是给那些颇有才学，但目前遭遇困境，衣食无忧的作家和艺术家提供创作的环境。
张爱玲在向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交的申请书中是这样讲述的：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迫使我向文艺营请免栖身...”
一向清高孤傲的张爱玲若不是走到山穷水尽，断然不会向美国救助机构提出申请。
她年少成名，在上海初露头角，轻而易举在文学界获得一席之位，纵然在抗战结束后，有过一时的经济紧张，可很快便度过难关，获得经济来源。
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遇到这样的生存危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孤傲也抵不过一片面包，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原本张爱玲是打算利用文艺营较好的环境专心创作，可是她没想到一个意外，打破她全部的计划。
在这里，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赖雅。
赖雅是美国剧作家，出生在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很早就表现出极高的写作天赋。
赖雅热情的共产主义信仰让张爱玲大为吃惊，相比较而言，年长的赖雅反而更加积极乐观。
两人首次相遇便对彼此产生好感。
虽然相识短短几个月，但是张爱玲却十分依赖赖雅。
一开始的喜欢，是双方感情的需要，但是当得知赖雅要离开文艺营，到耶多逗留一段时间后，张爱玲才察觉到自己的情感依赖。
7月5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说已经怀上他的孩子，这一消息无疑刺激了赖雅。
原本不打算结婚的他，当面向张爱玲求婚，并且要求张爱玲打掉孩子。
张爱玲和赖雅在8月14日结婚，此时她36岁，赖雅65岁，两人相差将近30岁。
张爱玲会选择和赖雅结婚，无非是想要找个生活上的依靠，只是事实证明，张爱玲所托非人。
一开始，两人的婚姻幸福美满，还带着一点小温馨。
两人经常到波士顿游玩、看电影、下馆子，过着情侣该有的幸福生活。
当爱情回归到现实中，一切的美好变得那么遥远。
1957年8月中旬，张爱玲收到母亲病重需要做手术的消息，可此时的她经济依然很窘迫。
她连一张到伦敦的机票都买不起，哪里有能力去照顾母亲呢？
只能写一封信，寄上100元支票，算作是女儿的一份心意。
母亲做完手术没多久，便撒手人寰，只留下一个箱子作为遗产留给张爱玲。
原本两人还能依靠写作，勉强维持生活。
可天有不测风云，她的人生再起波澜。
1961年，张爱玲在进行台北、香港之旅时，再一次接到赖雅中风的消息。
早在这次中风前，赖雅的身体就出现过问题，他在1943年摔断过腿，还轻度中风。
1953年，他再一次中风，已经65岁的他，饱受经济拮据和身体恶化带来的折磨。
但这一切，他都没有告诉张爱玲。
之前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张爱玲只能给远在香港的宋淇夫妇写信求助。
宋淇夫妇使出浑身解数帮助这位异国他乡的天才女子。
宋淇是香港电懋公司的制片主任，他利用这方面的资源，为张爱玲牵线搭桥，介绍她写剧本。
张爱玲为电懋公司写了十几部电影剧本，宋淇说服公司按照最高标准给张爱玲支付稿酬。
这次她到香港也是为了电懋公司写《红楼梦》的剧本，收到丈夫再次中风的消息后，心急如焚。
她很想要到医院，陪伴赖雅，鼓励他坚持下去。
可她不能，她没有足够的路费回美国，就算回去又能改变什么？
钱，能解决90%的困难，也能制造90%的麻烦。
她只能到香港，寻找更多剧本，赚更多的稿费应付家庭开支。
在香港期间，她租借一间再小不过的公寓，通宵熬夜写剧本，只有剧本完成，她才能拿到稿费。
越是心急如焚，越是意外多。
她的剧本一直没有通过，只能不停修改。
在香港这段时间，她生活拮据，就连想要买一双拖鞋也要等到商家促销降价。
幸亏赖雅的病情很快稳定，张爱玲才能在香港居住到第二年3月回到美国。
自从赖雅中风后，“家”成为张爱玲最沉重的负担。
她每天想得最多的事，就是如何赚更多的钱。
为了赚钱，她拼命写作，不仅是对重回巅峰的渴望，更是生活所迫。
她需要大量稿费养活自己和赖雅，还要承担赖雅在美国生病所需要的医疗费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缺乏美国文化的情况下，很难写出让美国人欢迎的作品。
尽管她也尝试修改自己的作品，用不同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但都无济于事，美国人无法接受。
1958年3月，张爱玲把中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寄给纽约的出版社，在面谈时，作品被退回；
她又把另外一部作品寄给哥伦比亚公司，与他们签订一份合同，同意该公司对她的作品进行删改，虽然得到了稿费，但作品却被改得面目全非；
同年5月，她的小说《粉泪》又被告知不准备采用；
1959年，她的《北地胭脂》同样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
接二连三的退稿和丈夫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对她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然而最让她心寒的，还是在退稿中的来信，他们把张爱玲的作品贬得一文不值。
曾经引以为傲的作品，在美国人眼中却变成一文不值的垃圾，这样的落差，让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如何能接受？
一气之下的她，病倒了。
醒来后，她依然不忘记继续写作赚钱。
张爱玲每写完一章都要计算一下劳动所得价值几何，她看起来如此矛盾。
一方面，她不在乎赖雅治病所需要的医疗费用，也不在乎赖雅的贫穷；另一方面，她明明白白计较着自己的稿酬，算计着生活用度是否超出预算。
这些经济的计算左右她的情绪，进项丰厚，她的快乐便多一些；进项少一些，她的情绪便低沉下来。
1956年到1967年这十几年时间里，赖雅既老又贫，是张爱玲一直陪伴在赖雅身边。
她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庭开支和赖雅的医疗费用，若没有张爱玲拼了命赚钱，赖雅的结局或许会更惨。
为了节约开支，两人搬到更为廉价的住房里生活。
终于在1967年，张爱玲收到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大学邀请，她带着丈夫离开迈阿密大学。
到康桥半年后，赖雅也消耗完他的能量，在张爱玲的陪伴下，走向他期待已久的天国。
这一年，他76岁，张爱玲47岁。丈夫去世后，她变得更加孤僻。
躲避虱子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她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一次。
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是张爱玲的真实生活，她三年半的时间里搬家多达180多次。
她之所以会频繁搬家，是因为要躲避虫子。
一种她觉得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
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休息的地方发现跳蚤，她便会立刻搬离住所。
张爱玲17岁时，曾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人恐怖，但最让人可怜的是，这句话竟然在她身上成真。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的名言：“出名要趁早。”
她一直立志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无论名声好与不好，总归是人尽皆知。
生活的磨难，在她心里种下了一只忧郁的“虱子”，也成为她一生无法克服的烦恼。
1995年9月8日，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一步一步走向凋零，由于她身边没人照顾，去世七天后才被人发现。
她居住的屋子里没有床，就那么孤零零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
桌子上还留着她的遗嘱：
“一、所有私人物品都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
二、不举行任何葬礼，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到空旷的地方。”
林式同按照张爱玲遗愿把她骨灰撒在冰冷的太平洋。
她的逝世再一次引起世界媒体的瞩目，国内外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这位旷世才女用她的死换取在读者心中的活。
她75年的人生岁月中，可以说经历了世间矛盾的轮回：热闹和寂寞，大喜和大悲。
或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金锁记》里的预言：三十年前的人虽死，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却没有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