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署是国家的象征，士民观瞻之所系，但清代州县官署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相反，大多数简陋不堪。几百年过去，能够侥幸完整留存下来的，却只有河南内乡县衙。单与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影迹难寻的县级衙门来说，内乡县衙无疑是幸运的。
内乡县衙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大德八年，明朝初年也曾重新修建过，以后在原址上又屡建屡毁。到清康熙年间政府又拨资重建，当时房舍达三百余间，可是咸丰七年又因捻军起义，官署又一次被焚毁。
自咸丰七年，内乡县衙被捻军焚毁后一直没能得到规范整修，三十多年间，先后有二十二任知县都因县署破敝而借察院办公，从无人进行修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浙江绍兴籍知县章炳焘出任内乡知县才有改观。
前后二十二任知县为何宁愿凑合着办公都不肯修建衙署？只因古代官场一直流传着“官不修衙”这一常规。
一是修衙署会靡费钱粮，轻则官声不好，重则容易造成亏空。《钦颁州县事宜》第一条“到任”中讲到，州县官初次上任，最应该崇尚节俭，而只有那些俗吏才以到任为荣，将衙署重新修饰一新，轿、伞等重新置办，所有陈设务求华丽。一切装饰完毕后，长官扬扬入署，快意当前，不知此举已种下他日祸患。因此，一名称职的新官，在到任之前，一定要禁止修衙，话还要说得斩钉截铁，使得吏胥不敢借机派累民间。
二是按风水理论，官员们普遍认为，衙署建筑讲风水，前人是请了堪舆家“相地”之后建造的，后人不能随意改动，改动则不利于官。古人受《周礼·考工记》中建筑学“结构”理论的影响，也融入了在今天视为环境科学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讲究安全感、易于识别的“地标性”，以及《易经》中“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顺应法”，因而大多尊重现状，不轻易改动，尤其视拆屋动土为风水禁忌。
三是地方官任期短，流动性大，俗话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谚语特别适用于清朝。清代州县官大多数不能终其一任，即使能够任满而迁，至多也不过三五年，衙署修得再好，也不能跟随官员搬走。相反，新官上任却愿意捐钱捐物大修寺庙，然后刻碑留名，以“永垂不朽”。
以上种种，仅是“官不修衙”的表象，而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地方财政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要修衙署必须官员自掏腰包或另想他法。乾隆四十八年（1783），陕甘总督李侍尧在分析“官不修衙”的原因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官员之所以将衙署视同传舍，甚至朽坏不堪也不愿去修，是因为“人情各顾其私”。这句话，道出了“官不修衙”的真实原因所在。因为在雍正帝实行耗羡归公以前，地方官通过加征赋税来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养廉银实际包含了薪金补贴及地方杂项支出两部分，因此清政府不希望在养廉银之外另拔款项修缮衙署，只允许州县衙门动用闲款，但必须在三年之内从其养廉银中坐扣。其中省级衙署修缮，因其养廉银丰厚，仍不许动用闲款。而这项规定之所以难以落实，就在于养廉银的受益人是官员个人而非衙门集体。在道德操守好的官员那里，能够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事务，而在“各顾其私”的普遍情态下，官员们往往将养廉银全部视为己有，岂能拿出来修缮衙署！
在新建衙署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没有着落，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入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靡费”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会影响政绩考核。有的省份试图将修缮衙署的费用固定化，列入地方财政支出，但被否决。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就以该省督、抚、学政、藩、臬、粮、盐及迤西道各衙署地处边隅，山高风烈，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四年前经督抚议定，并经户部核准列入章程的修缮费用固定下来，这一方案的关键之处是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银两：督抚衙门每年支银八百两，藩司六百两，臬司四百两，粮、盐二道各二百四十两，迤西道及学政各二百两，迤东道向无衙署，照迤西道例，年给二百两。但乾隆帝认为爱必达的要求超出常理之外，因为衙署小有渗漏，应该随时修补，绝不可能每年必须修葺，而修葺工费也有多有少，如果成为定例，按年支给，就成了一项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作为额外进项。因此裁定乾隆十三年以前的用项，免其造册报部;已定章程之后的，必须据实核查报销，不得按年支领。
修建衙署，州县官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修建衙署，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
州县官就是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账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轨范》一书提醒新到任官员：“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
明代全国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个;据《光绪会典》记载，当时全国总计有一千三百四十二个县，品级比县高，职能完全相同的还有厅、州，全国共有七十八个厅，一百二十九个州;清代设县最多的时候有一千五百九十一个县。但为何如此多的州县，官署衙门如今踪迹难觅？
官署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经费这个原因外，衙署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
“官不修衙”带来的弊病是衙门规制不完善，为官吏舞弊提供了方便。州县官与百姓最近，所有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衙门，也无不终于州县衙门。按照州县衙署独具匠心的设计，六房书吏的办公场所，通常在大堂的两侧，这种设计是为了便于州县官监视书吏。但直到乾隆初年，各州县衙署的六房多有倾圮，州县官也不修葺，致使书吏栖身无所，往往抱着卷牍，在自己家里办公，每当遇到急需调阅的案件，原案档册是否保存，完全由书吏的一张嘴说了算。中间隐匿、抽换等弊端，更是不可枚举。乾隆帝为此下令各省督抚，检查所属州县内，如六房屋宇没有修造的，立即按照原有基址，如式建造，将所有案牍缜密收藏，否则从重治罪;如果本官失察，一并议处。修造的费用，由督抚藩司在本省公用银两内估价给发。尽管这是一项好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而直到乾隆三十年，各省州县衙署，仍多数倾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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