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也是一门艺术

改编不仅延续了像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作家们的艺术生命，还诞生了新的“莎士比亚们”。当我们还在谈论莎剧的电影改编时，莎士比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其实，改编的真正意义在于不断地挑战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一切不仅仅属于大师和艺术家，还应属于每一个人。

　　在一百多年来的电影创作中，有多少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片？美国学者林达·赛格统计的一组数字经常被引用：85％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改编作品；45％的电视电影是改编作品；70％的艾美奖获奖电视片也是改编作品。可见，改编架起了一座桥梁，成就了一部作品从此种艺术样式到彼种艺术样式的“转换”。于是，改编本身也成为了一门艺术。

　　文化认同与利益驱动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电影改编可以依据任何一种文本为其蓝本，但通常要选择那些叙事性较强的原创，即通过原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进行再创作。18世纪末，意大利戏剧家卡罗·葛齐就公开宣称：世界上只能有36种剧情。20世纪初，法国的乔治·普尔梯也不得不承认“36”是不可超越的。在莎剧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叙事模式，甚至在一部作品里有多种故事类型并存。所谓36种剧情，是对社会矛盾、人生命运和人性世界的高度概括，是人事、历史、生活的规律，是人存在于世界的范式。此外，就人物塑造来看，莎剧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主人公。这些都为电影改编提供了“重述”的可能性。

　　从早期电影的历史看，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其发展的速度是始料未及的。例如，影院利润的迅速回收与拍摄速度的日益加快急需大量的电影剧本，于是就从以往的戏剧、小说中寻找素材，更何况改编莎剧或名著不涉及版权问题。同时，影片长度也由1卷逐渐增加到6卷，这使新兴的电影在故事情节上日趋完整、叙事功能也大大加强，特别是1927年有声片的诞生，更使电影如虎添翼。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电影改编曾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认同策略。因此，莎剧不只是一部艺术宝典，还是英国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过去它曾作为精神产品强行输出给亚、非、美洲的殖民地，如今借助大众媒介的影响传播更加广泛了。同样，莎剧也是一件高贵的艺术舶来品，在美国生了根并进入这个新生的国家文化之中。电影虽然诞生于法国，但美国却是它最大的生产基地。通过历史上影响巨大并已成为西方文化偶像的莎士比亚，把其作品与现代媒介紧密结合，以取得美国人的文化认同。

　　从电影工业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其与生俱来的商业盈利和娱乐消遣的双重属性成为改编的现实动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越来越多的影视改编已“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

　　“忠实”是永远的问题

　　具体地讲，就是运用电影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规律，将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改写”为电影。首先改编理念要与时俱进。譬如，“忠实”和“超越”在改编创作中是个一直争论不休、又不可回避的论题。巴赞认为：这一问题不是绝对不可解决的，关键在于电影制作者们是否有足够的视觉想象力去创造出与原著风格相匹配的电影作品，从而达到某种精神实质上的契合。如今，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从偏重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到强调其审美和娱乐的功能，更加重视媒介自身的性质和传播效果。因此，改编要忠实于媒介的特征。

　　改编创作提倡多样性。正如文无定法一样，影视改编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和风格。美国电影理论家杰·瓦格纳把改编分为移植式、注释式和近似式三种方法。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汪流把改编归纳为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和复合六种样式。美国电影研究学者达德利·安德鲁把改编分为借用、交叉和变形三种模式。而笔者把改编分为解读、解构与重构三种方式。事实上，无论哪一种改编都是对艺术媒介转换的一次探索，都受到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导演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

　　改编创作要有声画意识。要把文学中那些无形的感受、抽象的精神、内在的思想和人物的塑造通过视觉造型外化出来。把文本中的静态描写和舞台上假定性的环境、大段的独白和对白，不仅通过演员的一系列动作来表现，还要通过环境空间的流动变化等来展现。要用摄影机推、拉、摇、移、跟的视角和光影的效果来构图、塑造银幕形象，甚至用主观视角和镜头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利用蒙太奇的剪接、组合以体现电影的节奏并产生新的意义。要把音乐、音响视为电影创作的重要元素，因为“当声音的效果能对剧情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时，声音的剧作意义就变得更深刻而更重要了”。

　　改编就是挑战想象力

　　首先，从创作者的角度看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即把一个文学个体的想象纳入到一个电影集体的想象之中：从抽象、间接、朦胧、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文字到具象、直接、逼真、稳定和明确的影像转换。正如普多夫金所说：“小说家用文字描写来表述他的作品基点，戏剧家所用的则是一些尚未加工的对话，而电影编剧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则要运用造型（能从外形来表现的）形象思维。”就真实而言，戏剧创造的是只限于舞台上假定性营造出的现场真实，电影则通过摄影机再造出现实中的真实。

　　其次，从欣赏者的角度看是审美习惯的转变，即从抽象到具象、自在的个体阅读转变为从具象到抽象、仪式感的集体观看。于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变成了“一千个观众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即使同样的观看，戏剧观众与演员有现场直接的交流，双方的互动能够直接影响演出和接受的效果；电影观众面对的只是活动的影像，他们的反应干预不了创作者。

　　再次，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由于电影创作不是书面文化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再现，而是用生活化的口语形态来表现的，因此它挑战了过去一直强调精神愉悦高于感官愉悦的观点，以及精英文化在品位、格调、价值取向上高于大众文化的偏见。以莎剧为例，这种偏见并非来自艺术，而是来自“某些特定的人拥有确保文化作品与实践再生产的权利和文化权威”。然而，莎剧就是出现于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后来才被推崇为学术的奥林匹克巅峰并被纳入精英文化。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现象、学术模式以及文化品位被赋予制度的形式，是与英国在几个世纪里的霸权地位分不开的。与莎翁时代的剧场大众文化不同，如今的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特征。

　　最后，从传播的角度看改编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多重文本的互文性。即“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互文性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创作特征，以媒介技术作支持，是文本商品化的最佳策略。互文性为文学阐释与研究方法提供了崭新、多元的视角，对文学的文化延伸建构了意义，对作家的唯一性和作品的独创性提出了挑战，并打破了文本封闭静止的格局，进入开放流动的状态，其产生的理解和意义是丰富的、多意的和包容的。即使是“误读”或“背叛”也是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总之, 影视改编成功地运用现代技术的大众媒介来承载展现传统经典的文学作品，在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改编不仅延续了像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作家们的艺术生命，还诞生了新的“莎士比亚们”。当我们还在谈论莎剧的电影改编时，莎士比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其实，改编的真正意义在于不断地挑战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一切不仅仅属于大师和艺术家，还应属于每一个人。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