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中收了苏轼的《超然台记》与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两篇文章内容和主旨都差不多，对照着读，不禁惊叹于兄弟俩豁达的胸襟、超脱的情感是多么地一致。
苏轼和苏辙两人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文人，却又都命途坎坷、官步蹭蹬。原因恐怕与耿直刚正分不开吧。两苏都提倡行文之“气”；此“气”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气”也，恐非“敢做敢为”的“气节”之“气”；然而既然共用一字，则未必不无干系，否则为何两人都“胆大妄言”呢？——大苏因为谏阻变法而构罪朝廷，只好自请外放，先知杭，后知密。《超然台记》就是在密州写的。小苏和哥哥一同考中进士，应算是弥足可贵，可是在接下来的制科考试里，哪壶不开提哪壶，登鼻子上脸地指陈朝政弊端，结果文章被列为下等，人也被外派。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被贬到江西作小官，《黄州快哉亭记》就是写于此时。
通观二文，其致一也：只有其中坦然，超然物外，不以物伤性，才能无往而不快。君不见，超然台与快哉亭，环顾皆陈迹，风景有荣枯，“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而两人在厄途之上却能优游其中，实在难能可贵。
过去看古文古史，一直感叹中国的文人都是那么悲天悯人——现代人则称之为“酸”。连那些想附庸风雅的俗人都必须装成多愁善感的性情中人，言必称愁，慷慨悲歌，无病呻吟。后来开悟了，原来所读的都是后人的选本，选中的多是调在角徵的感伤忧愤之作，而选编者中不乏——不仅不乏，可以说是充斥着——附庸风雅的人，要不就是被功利的目的所左右，甚至别有价值导向的用心。就拿选编杜甫的诗来说吧，老杜艺术上真正的成就在于他工整严密的七律，而不是《语文》里“沉郁顿挫”的“三吏三别”；韩愈上表进谏，后人引为教谕，颂之为不信异端的“唯物主义者”，韩愈呢，却背着后人炼丹；还有辛弃疾，不总是拍栏杆，他还经常“杯汝前来，老子今朝，检点形骸”呐。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的语文，人于语文上也变得越来越“酸”。真正的文人，像两苏，岂是一酸到底的——一酸到底的至多算“书生”吧，而文人不忝为“人”，书生终究是“生”，芸芸众生的“生”，百无一用——所以说，至少在删选这一点上，吴楚材、吴调侯的水平要比全国《语文》教材编写组高。
于是要订正一个观点，即在现代一些所谓超越古代“文人”之上的文化人看来，中国文人的人格多是不健全的，甚至有说人格缺陷是文人的基因；现在的话叫做“偏执症患者”，多用“另类”，甚至是“变态”来形容。比如郁达夫写手淫，海子卧轨，屈原投河……仿佛文人的人格都只局限在抑郁消沉这一点上。事实是这样的吗？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所谓抑郁消沉的，只是附庸风雅的俗人，或者是尚未得道脱胎的书生而已。真正的文人，不仅心忧天下，更能与民同乐，或以苦为乐，先忧后乐，忧乐相生，这是现代文化人所做不到的。是为文人。再拿杜甫为例吧，就以教科书所选的诗作来说，他可算是历史上最郁闷的文人之一，到处潜悲辛，可是他没有变态或是自杀，反倒有“不是爱花即欲死”的自解——要是现代文化人呢？陆游、辛弃疾，牢骚满腹，也没有出事。现代文化人要是处于他们的环境，恐怕早就自暴自弃、沉沦堕落了。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佯狂乖张，言行怪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扪虱而啮、清谈误国的所谓“魏晋风度”。然而魏晋文人是有他们的苦衷的，在那个士族把政、时局动荡的年代，文人就跟他们腋下的虱子一样贱。近人不是说“莫谈国事”么，那时也一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纵酒放诞，酒后辄哭，有次一醉两个月没醒，可谓“另类”中的极品。不过阮籍的怪诞实在是源自无奈啊。为了不受司马昭以婚配为名进行的笼络，只好借酒借醉来虚与周旋，以图全身。不过即便如此，阮籍最终还是在司马氏的压迫下忧愤而死，可见苛政猛于虎也不假。与之相反的是嵇康，“刚肠嫉恶”，直言无忌，结果司马昭更爽快，斩。
因此，文人的“另类”有时是迫不得已。不仅文人，越王句践不仅尝胆，还尝过粪；孙膑在茅坑中装疯卖傻；华子良跑步……道理不是一样的么？
那么，既然文人并非忧愁满腹，为什么附庸风雅的俗人总要悒郁感怀，慷慨悲歌呢？有人说，写忧伤比写快乐容易。然而人既要附庸风雅，对于技术手法上的困难是不会敬而远之的，因为越是困难的技巧，越能体现他艺术手法的高深，所以无聊的人精研些宝塔诗、回文诗。也有人说，悲伤是人性的灵魂，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有例为证：希腊、莎士比亚出名的都是悲剧，女人哭比女人笑更能打动男人的心。虽然这种高深的言论难以反驳，但是我想，附庸风雅的人，在其入手写东西的时候，似乎不太可能抱着必成经典的决心的，而其作品也不可能与希腊悲剧同日而语。于是我想到，原来这里面还存在着价值导向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鼓吹修齐治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宋代出了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名篇，于是忧患意识在知识分子心里成为价值取向，朝廷也是照着这个价值观培养下一代的。后来出了个顾炎武，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天下的匹夫们忽悠至今。试问，安史之乱爆发，苏州城下绣花的老太要负什么责？天下兴亡之责不去找统治者而希冀于、依赖于匹夫？所谓“匹夫有责”者，其实是为统治者分担责任，开脱，减刑，抓炮灰，拉垫被。
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于今亦然。求乐，就是“享乐主义”、“拜物主义”。天下有道则现，无道也要现。像庄子这类优游世间、纵情山水之乐的人是一向被视作异端的；像忧愤而死的祖逖、死尤忧愤的宗泽，都是世代朝廷宣传学习的榜样。因此，附庸风雅的人往往忧愁满怀就不足为怪了。只可惜的是，这原本用于国家大事的忧愁，到了俗人那里，暗中嬗变成了为个人的爱恨情仇而作的无病呻吟了。
依旧回到超然台与快哉亭上来吧。由两苏的两篇《记》，我忽然想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春社，天朗气清，曲水流觞，吟诗纵酒，本来是多么惬意的事，然而王羲之写着写着，笔锋一转，也“酸”了起来，居然感慨起“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尤其是“岂不痛哉”一句，恐怕要教多少性情中人感叹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呢。乐以生悲——这篇文章虽不算“慷慨”，但在后人眼里可算是“惆怅兴怀”的经典“悲歌”。不过后人大多忘了“东床坦腹”那任性放旷的典故吧。
今人建的兰亭公园里，有一个“信可乐亭”，典出《兰亭集序》笔锋未转之前的“信可乐也”一句。什么时候，今朝今世的哪位大作家，不妨也来作一篇《信可乐亭记》，看看是否能荣列千年之后的《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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