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中收了苏轼的《超然台记》与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两篇文章内容和主旨都差不多,对照着读,不禁惊叹于兄弟俩豁达的胸襟、超脱的情感是多么地一致。
苏轼和苏辙两人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文人,却又都命途坎坷、官步蹭蹬。原因恐怕与耿直刚正分不开吧。两苏都提倡行文之“气”;此“气”也,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气”也,恐非“敢做敢为”的“气节”之“气”;然而既然共用一字,则未必不无干系,否则为何两人都“胆大妄言”呢?——大苏因为谏阻变法而构罪朝廷,只好自请外放,先知杭,后知密。《超然台记》就是在密州写的。小苏和哥哥一同考中进士,应算是弥足可贵,可是在接下来的制科考试里,哪壶不开提哪壶,登鼻子上脸地指陈朝政弊端,结果文章被列为下等,人也被外派。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被贬到江西作小官,《黄州快哉亭记》就是写于此时。
通观二文,其致一也:只有其中坦然,超然物外,不以物伤性,才能无往而不快。君不见,超然台与快哉亭,环顾皆陈迹,风景有荣枯,“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而两人在厄途之上却能优游其中,实在难能可贵。
过去看古文古史,一直感叹中国的文人都是那么悲天悯人——现代人则称之为“酸”。连那些想附庸风雅的俗人都必须装成多愁善感的性情中人,言必称愁,慷慨悲歌,无病呻吟。后来开悟了,原来所读的都是后人的选本,选中的多是调在角徵的感伤忧愤之作,而选编者中不乏——不仅不乏,可以说是充斥着——附庸风雅的人,要不就是被功利的目的所左右,甚至别有价值导向的用心。就拿选编杜甫的诗来说吧,老杜艺术上真正的成就在于他工整严密的七律,而不是《语文》里“沉郁顿挫”的“三吏三别”;韩愈上表进谏,后人引为教谕,颂之为不信异端的“唯物主义者”,韩愈呢,却背着后人炼丹;还有辛弃疾,不总是拍栏杆,他还经常“杯汝前来,老子今朝,检点形骸”呐。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的语文,人于语文上也变得越来越“酸”。真正的文人,像两苏,岂是一酸到底的——一酸到底的至多算“书生”吧,而文人不忝为“人”,书生终究是“生”,芸芸众生的“生”,百无一用——所以说,至少在删选这一点上,吴楚材、吴调侯的水平要比全国《语文》教材编写组高。
于是要订正一个观点,即在现代一些所谓超越古代“文人”之上的文化人看来,中国文人的人格多是不健全的,甚至有说人格缺陷是文人的基因;现在的话叫做“偏执症患者”,多用“另类”,甚至是“变态”来形容。比如郁达夫写手淫,海子卧轨,屈原投河……仿佛文人的人格都只局限在抑郁消沉这一点上。事实是这样的吗?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所谓抑郁消沉的,只是附庸风雅的俗人,或者是尚未得道脱胎的书生而已。真正的文人,不仅心忧天下,更能与民同乐,或以苦为乐,先忧后乐,忧乐相生,这是现代文化人所做不到的。是为文人。再拿杜甫为例吧,就以教科书所选的诗作来说,他可算是历史上最郁闷的文人之一,到处潜悲辛,可是他没有变态或是自杀,反倒有“不是爱花即欲死”的自解——要是现代文化人呢?陆游、辛弃疾,牢骚满腹,也没有出事。现代文化人要是处于他们的环境,恐怕早就自暴自弃、沉沦堕落了。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佯狂乖张,言行怪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扪虱而啮、清谈误国的所谓“魏晋风度”。然而魏晋文人是有他们的苦衷的,在那个士族把政、时局动荡的年代,文人就跟他们腋下的虱子一样贱。近人不是说“莫谈国事”么,那时也一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纵酒放诞,酒后辄哭,有次一醉两个月没醒,可谓“另类”中的极品。不过阮籍的怪诞实在是源自无奈啊。为了不受司马昭以婚配为名进行的笼络,只好借酒借醉来虚与周旋,以图全身。不过即便如此,阮籍最终还是在司马氏的压迫下忧愤而死,可见苛政猛于虎也不假。与之相反的是嵇康,“刚肠嫉恶”,直言无忌,结果司马昭更爽快,斩。
因此,文人的“另类”有时是迫不得已。不仅文人,越王句践不仅尝胆,还尝过粪;孙膑在茅坑中装疯卖傻;华子良跑步……道理不是一样的么?
那么,既然文人并非忧愁满腹,为什么附庸风雅的俗人总要悒郁感怀,慷慨悲歌呢?有人说,写忧伤比写快乐容易。然而人既要附庸风雅,对于技术手法上的困难是不会敬而远之的,因为越是困难的技巧,越能体现他艺术手法的高深,所以无聊的人精研些宝塔诗、回文诗。也有人说,悲伤是人性的灵魂,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有例为证:希腊、莎士比亚出名的都是悲剧,女人哭比女人笑更能打动男人的心。虽然这种高深的言论难以反驳,但是我想,附庸风雅的人,在其入手写东西的时候,似乎不太可能抱着必成经典的决心的,而其作品也不可能与希腊悲剧同日而语。于是我想到,原来这里面还存在着价值导向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鼓吹修齐治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宋代出了个“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名篇,于是忧患意识在知识分子心里成为价值取向,朝廷也是照着这个价值观培养下一代的。后来出了个顾炎武,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天下的匹夫们忽悠至今。试问,安史之乱爆发,苏州城下绣花的老太要负什么责?天下兴亡之责不去找统治者而希冀于、依赖于匹夫?所谓“匹夫有责”者,其实是为统治者分担责任,开脱,减刑,抓炮灰,拉垫被。
忧患意识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于今亦然。求乐,就是“享乐主义”、“拜物主义”。天下有道则现,无道也要现。像庄子这类优游世间、纵情山水之乐的人是一向被视作异端的;像忧愤而死的祖逖、死尤忧愤的宗泽,都是世代朝廷宣传学习的榜样。因此,附庸风雅的人往往忧愁满怀就不足为怪了。只可惜的是,这原本用于国家大事的忧愁,到了俗人那里,暗中嬗变成了为个人的爱恨情仇而作的无病呻吟了。
依旧回到超然台与快哉亭上来吧。由两苏的两篇《记》,我忽然想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春社,天朗气清,曲水流觞,吟诗纵酒,本来是多么惬意的事,然而王羲之写着写着,笔锋一转,也“酸”了起来,居然感慨起“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尤其是“岂不痛哉”一句,恐怕要教多少性情中人感叹这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呢。乐以生悲——这篇文章虽不算“慷慨”,但在后人眼里可算是“惆怅兴怀”的经典“悲歌”。不过后人大多忘了“东床坦腹”那任性放旷的典故吧。
今人建的兰亭公园里,有一个“信可乐亭”,典出《兰亭集序》笔锋未转之前的“信可乐也”一句。什么时候,今朝今世的哪位大作家,不妨也来作一篇《信可乐亭记》,看看是否能荣列千年之后的《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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