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从考古发现和常识的角度推论，《尚书·洪范》关于五行的记述，实际上是战国时人按当时需要编造出来的。
文献上最早提到五行的是《尚书》的《甘誓》和《洪范》。它们提到五行的原文是：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慢三正。”
《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洪范》是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先前出逃到朝鲜的纣的叔叔箕子回到中原后向武王传授商代治国要领的记载。《甘誓》记载的是夏启为继承禹的王位，与有扈氏开战前为动员将士发出的誓言。两者发生的时间相隔千年，而且甲骨文是商后期的文字，故《甘誓》的记载不是信史而只能算是传说。
据当代学者考证，《甘誓》里的“威侮五行，怠慢三正”，指的是启之前，由四岳加中央帝组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的制度性安排，因鲧治水失败而致四岳失去[接替禹当首领的]继承权，但四岳之一的有扈氏不服，与启争位，因而受启指责；与《洪范》所说基于五材抽象而来的五行无关[注1]。
《洪范》的五行明确提到五材及其性质，与后世的说法一致，但无生克之说。实际上，后世追溯五行的源头，基本上都是从《洪范》开始。然而，《尚书》成书于战国时代，恰是五行从概念定型转向生克学说发展的时期。曾师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史学家刘节，就曾以《洪范》中用字之音韵论证过，《洪范》的出书年代为战国晚期。但本文想从五行中的金为切入点，从考古和常识的角度进一步检视、探索五行起源的线索。
铜器理论上是金概念形成最直接的证据。商王武丁（前1250—前1192）有个妻子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她的墓葬里出土了468件青铜器（见下图）。
与西周出土的青铜器最大的不同是，妇好墓的这些青铜器很少文字，有也只用作物主记号。
甲骨文是龟甲上记录占卜的文字，目前出土数量最多的恰好也是武丁时期。【按：最早至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墓葬里也出土过刻有符号的龟甲，故龟卜有着极长期的传统。】
但奇怪的是，甲骨文里没有金字！
有网文说有文字的龟甲已录得超过15万片，认出来的字超过5000。（但这两个数字我印象中在上世纪末就见过。）我手上的甲骨文字典（2007）收录了超过1000个。里面没有金字，我在网上搜过也说没有。
不过，这字典里倒有4个金字旁的字[注2]，其中两个，尤其是铸字，明确无误地说明当时已经掌握铜器制作技术：
以现代人的角度看，狭义的金是黄金的金。直到18世纪下半期，世界很多地方还有淘金活动，因为此一特殊金属可以非化合物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因为存量稀有，且中国不是金矿丰富的国家，即使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只有玉而无金。金稀有又不易与其他元素产发生化学反应，延展性超强而硬度很低，这些特性很适合用于制作器物表达珍贵的意涵，却不是如其他四材一样能被广泛使用的材料，尤其不适合用于兵事（“从革”的意涵可能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古籍记载天文现象有“天雨金”一语，这里的金则属广义的金，指的是流星雨产生具金属性质的陨石，应该很早就被人类发现；古人甚至可能从中得到用矿石提炼出金属的启发。而从前面所述妇好墓的青铜器可知，武丁时期无疑已掌握铜器制作技术。
从常识判断，金，无论狭义广义，作为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并不依赖于人对它的认识，所以可以说甚至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但在记录语言的文字里出现，则是人对它的认识的反映，两者发生的时间不可混为一谈。即是说，不能因为金的自然在在，就假设古人“很早”就认识它。早到什么时候？请拿出证据来。
1. 武丁时期（商晚期）已认识广义的金却没有留下甲骨文的文字纪录，这是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矛盾。当然不能排除1）有但刻有此字的龟甲还未被发现、或2）还未被辨认出、或3）占问没有涉及相关内容这3个可能性。
2. 如果上面3个可能性都能被排除 ─ 而随着时间推移，如果更多龟甲被发现，但始终没找到金字，可能性明显会越来越小 ─ 则解释只有两个：当时的“金”只有一种；或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并未达到必要的高度。前者是因为所有礼器和冶炼方法都是同质，没有造出新字以涵盖不同种类的金的需要。而如果当时已能生产不同种类的金属，在龟甲卜辞里，却只见到指具体铜制礼器和冶炼制器方法的字，说明当时的抽象思维能力，还不足以创造新字去表达所有这些礼器所用材质的共性。
3. 金字出现于文字的时间，明显晚于其他四材，应该是在武丁之后到西周初的1~200年间。
五行中无论哪一个材，只有把它用起来，对它的认识才会深化提高；而至少要成为人所共知的物事以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谈论它的抽象属性。由此观之，能达到作为代表天道力量之五行的标签之一的“金”，应该是发生在战国中晚期，尤其是在“谈天衍”（邹衍）进一步以“五色”作为五德终始说标签宣扬天道的时代。
基于五材的五行概念在商末周初之际尚未成形，此观点的有力佐证来自另一考古发现。据文献记载，也在战国时代，荀子指责孔子之孙子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成了二千年来无人能解的谜团，直到1978年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才真相大白：原来子思的五行是仁义礼智圣。可见至迟到战国初期荀、孟之时，五行的标准含义还未定型为金水木火土，只是后世被所谓“洪范五行”误导，以为五行从商周开始就是指五材。
因此，文献暗示金早在夏商已被认识的记载，与已知的事实和常识不符；尤其是《洪范》把包括金的五行列为首条，极可能是战国时期五行学派兴起之时，方士食客们为了给五行说“造势”，借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从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崇古意识，把它说成是商代治国根本大法，而且是第一条。 注 [1] 逯宏，“《甘誓》中'五行’和'三正’新解”，2009，百度文库。 [2] 马如森，《殷墟甲骨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