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转移国内日益加深的经济、政治矛盾，开始向一衣带水的中国伸出险恶的黑手。而中国人民不甘心就此沦为亡国之民，也纷纷举起武器抵抗日寇的入侵，抗日战争爆发。
在全面侵华战争的头两年，日军基本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兵锋一度直至华中腹地武汉。虽然1939年的武汉会战最终失败了，但共产党的红色武装一直没有放弃这里，他们继续坚持在鄂豫边区打游击，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而在鄂豫边区游击队抗日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这么一个事件：一个我军干部战场临阵脱逃，陶铸原本掏枪要就地处决，结果李先念阻止了他：枪下留人！
为何李先念会阻止陶铸的处决呢？这还要从李先念的从军生涯说起。李先念在我军中的资历相当深厚，早在1927年他就已经参加了黄麻起义，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征途中，李先念成功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了红军队伍的完整，功劳很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念从延安赶到了鄂豫边区，在这里组织抗日游击力量，与日军针锋相对。
由于李先念经历过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前车之鉴，因此他十分注重部队的政工工作，他对每个人的思想状况都十分关心。在李先念到来之前，鄂豫边区的游击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大大小小共有30多支游击队，总人数不过一千余人。
而李先念成功运用自己的政工能力，把一盘散沙合成了一支强力游击力量，这便是李先念在部队的最大贡献。
不过，在李先念的工作过程中，他也逐渐发现了我军游击队里存在的问题。由于各部队原本的成分都很复杂，有的可能接受过高等教育，出身富裕，有的却可能是三代贫农，出身底层。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部队为了维护表面“不出乱子”，对于军纪的要求到了有些苛刻的地步，不少同志都遭遇过严苛过头的处罚。对此李先念认为，要想真正聚拢人心，不能仅靠苛刻的规章制度。要想让同志们不犯错误，就需要因才制宜，为每个人分配合适的工作。
1939年底，游击队在马家冲的山头和日军展开了一场战斗，游击支队总指挥陶铸担心一线战士们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决定亲自到一线督战。而李先念身为队伍的政委，自然也亲身赶赴现场，和战士们并肩作战。他们二人带了一支援兵火急火燎地往山头赶去，不料还没上山，他们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眼尖的陶铸认出来那个试图下山的人正是一个游击中队的指导员——杨昌炽。这个人是队伍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曾经在武汉大学读书，武汉沦陷后便参加了游击队。陶铸把杨昌炽叫了过来，问他：一线战士们正打得激烈，你不在一线指挥作战，跑到山下来做什么？
杨昌炽见到首长，脸色灰暗了下来，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他说，自己是为了给一线战士找水喝，才下山的。陶铸闻言大怒：找水喝这种事情，随便找一个勤务员都能做得来，需要你下山吗?!我看你就是存心临阵脱逃吧！说罢，陶铸当即拔出手枪，欲将杨昌炽就此枪决。
杨昌炽自知理亏，一时间被吓得呆愣住了。他下山的确如陶铸所想，是被日军的迫击炮吓坏了胆子。杨昌炽只是一个武汉大学的学生，当初参加抗日游击队实属热血上涌之举，但当炮弹真的在身边爆炸时，那震耳欲聋的声音顿时把平时杀鸡都没做过的杨昌炽震得心胆欲裂，于是他便悄然下山了。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临阵脱逃，必然是枪决处理。陶铸此举虽然冷酷，但也是按照规矩办事。只不过，李先念认出了杨昌炽是当初投奔游击队的大学生，便赶紧拦下了陶铸：同志，枪下留人！随后李先念急令警卫员把杨昌炽暂且绑起来送到政治部，战后再做处理。
二人继续带着部队前进，陶铸有些不解：老李，为何不把那个逃兵就此处决呢？李先念摇了摇头，说：当初这个大学生进队伍，我就不同意把他分到一线作战部队。各人有各人擅长的地方，他一个大学生既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摸过刀，结果我们当初因为一线缺人手把他补了上去，本就不太合适。现在我们队伍里有文化的人并不多，不要再为此少一个未来的可塑之材。
打完这一仗后，游击队才开始讨论如何杨昌炽。不少高级干部都认为，虽然杨昌炽犯了不小的错，但并没有为此叛变，因此枪决的处理有些过了。最后李先念拍案定了下来：听说边区报纸《七七报》缺编辑，杨昌炽有文化，就去那里做事吧！用文化抗日，效果也不比拿枪拿炮的差！
就这样，杨昌炽被调到了报社，开始了办报写稿的职业生涯。后来他也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就，为宣传抗日出了大力，这证明了当初李先念开明的思想观念和独到的用人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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