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奇贤
摘要：《山海经》有“图”有“书”，图在前，书在后。就书而言，今天所看到的《山海经》并非一时而作，而是累代而成，它的初创者就是伯益。他曾帮助大禹治水而亲历九州四海，掌握了丰厚的创作资源；他担任虞官之职，负责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和调驯鸟兽，有机会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布局；另外，他作为最早使用文字的东夷族的首领，能较为熟练地运用文字进行记录，这一切都保证了他顺利完成《山海经》的初创。
《山海经》既有“图”又有“书”，历来学者对其成书及作者各有论述，马昌仪认为，《山海经》有图又有文，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 (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流传下来，这便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袁珂认为，《山海经》大约就是古代巫师招魂之时所述的内容大概。起初或者只是一些图画，于是有好事的文人根据巫师歌词的大意将这些图画作了简单的解说，确实是说图之词。日本的小川琢治认为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马来西亚籍华裔学者丁振宗认为由好几个作者，在不同的时期参考一幅山海图而写的，这幅图其实就是黄帝时代的青藏高原地图。
今天，经过查阅大量的史料可以确定：《山海经》“图”与“书”兼而有之，图在前，书在后，它的初创者是伯益，无论是他的履历、职位还是所在族属对文字的掌握技术都可以保证他完成这一著作。
一、助禹治水，掌握了丰厚的创作资源
根据《史记·秦本纪》等资料记载，伯益生活在距今约4000多年前，是女华之子、秦族先祖，又称“柏益”“伯夷”“伯翳”“柏翳”“大费”等，在舜禹时代功勋卓著，备受舜帝和大禹的信任和厚爱，是和尧、舜、禹、皋陶、后稷一样重要的历史人物。
《史记·秦本纪》云：“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即伯益)舜赐姓嬴氏。”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舜帝对伯益的嘉奖是在一次很重要的朝廷会议上，不但公开赞扬他的功绩，而且还把姚姓之玉女嫁给他。舜帝为姚姓，这是典型的赐婚，通过赐婚，伯益获得了皇室的信任和厚爱，这是古代社会对功绩突出者的一种高规格的褒奖，由此可见，舜帝对伯益的重视和认可程度。至于“尔后嗣将大出”的希冀和预见更是对伯益所在氏族部落的一种莫大的鼓励。
综观嬴秦族的发展，伯益后人确实人才辈出，其六世孙费昌曾去夏归商，为汤御，败桀于鸣条；十五世孙造父幸于周穆王；十七世孙非子为周平王牧马，号嬴秦；二十二世孙秦襄王护驾有功，赐之以岐以西之地；二十七世孙秦穆公称霸诸侯；四十一世孙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名垂天下；四十六世孙嬴政灭六国，终在东方各族中率先崛起，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
秦族大显，一路上扬，舜之褒扬，其意自重！
无论是伯益其人还是伯益其族受到褒奖，是因为伯益曾帮助大禹“平水土”。伯益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这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认可，如雍继春认为伯益曾平治水土，平三苗之乱，占岁、凿井、造箭，倡德明法，勤政爱民，不仅对于部落民族的发展，还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蒲向明等指出伯益作《山海经》，也是其历史功绩之一，他在《伯益始秦与其著〈山海经〉之说申论》中考订源流，以历史发展顺序，通过对魏晋以来学者认可的梳理，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就是伯益，这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结晶，非个人能否认和更改。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伯益著作《山海经》的种种可能性。
伯益平治水土，是大禹治水的一部分，在大禹治水之前，大禹的父亲鲧已为治水献出了生命，但是洪水依然滔滔逼人。大禹治水是临危受命，他在伯益等人的帮助下，沐风栉雨，辛苦万状。《楚辞·天问》洪兴祖注引《淮南子》：“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坐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舜)命，……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尚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吕氏春秋·求人》：“(禹治水)至劳也。得陶(皋陶)、化益(伯益)……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大禹治水成功，明确表明“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伯益疏通河道，让四溢的河水流向大海。《庄子·天下篇》云：“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史记·夏本纪》亦云：“九州彼同，四奥既居，九山开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伯益等人“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最终，水治民安，政通人和，功成四野，“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于是，“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遵奉舜帝之命，在佐禹治水时，伯益走遍九州四海，凡山川之广博流变，草木禽兽之奇异多样，地理风俗之繁简多异，给伯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能形成整体上的改造并将其付诸实践。且《郑语》及《地理志序》皆谓：“伯益能仪百物以佐舜。”《论衡·谈天》亦言：“禹主治水，益主记物。”这些都表明，伯益所记正是《山海经》的雏形。
《隋书·经籍志》说：“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益)所记。”刘知几《史通·杂述》则云：“夏禹敷土，(益)实著《山海经》。”都坐实了伯益就是《山海经》的初创者。《山海经》的雏形可能就是符号和图画以及简单文字的组合。赵晔《吴越春秋》云：“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二、以虞官为职，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布局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任、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尚书·舜典》：“帝曰：'畴昔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黑。帝曰：'俞，往哉！汝谐’。”将两则材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舜帝之初，国家的体制结构和职位划分已经相对确定，如皋陶掌管刑法，后稷在尧舜时担任农师之职。限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职位之内各人所承担的具体职责还没有确定，然而伯益与禹、皋陶等重要的英雄人物一样受到重用，后来伯益被正式任命为虞官，其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山泽，调驯鸟兽。
尧、舜、禹都是上古传说中的圣帝。根据上博简《容成氏》的记载，帝位的承袭“不以其子为后”，而奉行“以天下让于贤者”的透明机制：“尧乃为之教曰：'自内(纳？)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贤者，而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兴贤，而卒立之。尧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上古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尤其是重要官员的任命上，表现得非常谨慎，被纳入国家权力阶层的人都在某一方面有特长。伯益为虞官，在履职过程中，他掌管山林川泽和调驯鸟兽，所以大禹铸鼎，禹不过是政治事件的时代归属者和命令者，背后的总设计师应该是伯益，伯益是《山海图》的作者，《山海经》依图而成。
三、作为东夷族的首领，能使用早期的文字进行记录
经过学者多方论证，伯益来自古东夷人的少昊系部落联盟。伯益隶属东夷族，是东夷族培育出来的优秀代表，在华夏族中的地位十分显赫。东夷族是我国较早创造并使用文字的古老民族之一，伯益有比其他人更优越的条件去完成《山海经》的草创。
甲骨文又称甲骨卜辞、殷墟文字、兽骨文或契文，为殷商时期盘庚至帝辛时的卜辞和记录文字。那么，伯益时代是否具备和甲骨文类似的文字书写系统呢？无独有偶，若论甲骨文的形成渊源，则又恰好和东夷族密切相关。甲骨文最早当从卜骨开始，而卜骨又是起源于东夷的。东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开始使用龟甲，把龟甲作为随葬品来使用。东夷文化在当时具有其他民族不可企及的高度，龙山文化中的“黑陶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卜骨既是甲骨文的渊源，按理而论，东夷族拥有自己的文字，东夷文字起始于北辛文化的刻画符号，经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而形成。莒县陵阳河墓葬出土的大口尊(陶尊)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这些陶尊的颈部多刻有一些图像或图像文字，如王树明先生的《陵阳河墓地当议》。
有意思的是，大汶口陶尊上的文字和甲骨文之间竟然存在关联，龙山文化时期发掘的丁公陶文是东夷文字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丁公陶文是山东大学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发掘邹平丁公遗址时发现的，《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较详细地记录了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严文明认为丁公陶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刻写文字的陶片是一个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轮制，泥质灰陶，磨光，火候较高，一望便知是属于龙山文化的；王恩田指出丁公陶文使用连笔，字的写法，结构与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距，似应属于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张学海认为在陶器上进行娴熟的刻写，必定经历了一个长过程，也反映出文字使用的频繁和人们记录传送信息的急需。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丁公龙山陶文的进步性，证明龙山时代已有文字体系。丁公陶文的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4200年。值得一提的是，丁公陶文还是表意文字，即在公元前21世纪，已经出现记录生活的文字，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一大进步。
从对伯益事迹的考证可以看出，作为东夷族首领的伯益应该掌握且能熟悉运用本族的文字，因而写出了《山海经》的初稿。
综上所述，《山海经》的产生的确是在《山海图》的创作之后，累代而写定，但是《山海经》并不完全是对《山海图》的文字阐释。历代学者对其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辨析，使得《山海经》的产生过程逐渐明晰。伯益是先秦时期一位很重要的农业文明的奠基人，履历、职属和个人能力使他具备了创作《山海经》的优先条件。同时，东夷民族是先秦时期最早掌握文字的民族，伯益作为该民族的杰出领袖，草创了《山海经》这部地理文化著作，为中华民族征战自然率先记下了浓重的一笔，功勋千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