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一位老师讲了个笑话。当时觉得很无聊，但是四十多年以后想起来，却觉得很亲切。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有个姑娘，牙长得好。有人问她：“姑娘，你多大了？”“十七。”“住在哪里？”“翠湖西。”“爱吃什么？”“辣子鸡。”过了两天，姑娘不小心摔了一跤，磕了门牙。有人问她：“姑娘多大了？”“十五。”“住在哪里？”“翠湖。”“爱吃什么？”“麻婆豆腐。”

大家看出来没有，姑娘开始为了露出一口白牙，说的都是开口音；后来掉了牙，为了遮丑，说的都是闭口音。

昆明茶馆很多。有个茶馆地势很好，四面有窗，入目都是湖水。夏天在阁子上喝茶，很凉快。汪曾祺一帮同学有时会一直坐到十点多钟。茶馆卖盖碗茶，还卖炒葵花子、花生米，都装在一个个白铁敲成的方碟子里。茶馆计账的方法有点特别：瓜子、花生，都是一个价钱，按碟算。喝完茶，“收茶钱！”走过来数数碟子，报出个钱数。

有的同学临窗饮茶，磕完一碟瓜子，随手把铁皮碟往外一扔，碟子啪的一声落进了水里。堂倌算账，还是照碟算。晚上清点时，自然会发现碟子少了，并且也一定会知道这些碟子上哪里去了。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收茶钱时因此和顾客吵起来过；并且在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着客人。把瓜子碟扔进水里，自然是不大道德，不过堂倌不那么斤斤计较的风度却是很可佩服的。

四十多年后，汪曾祺不无幽默地说：我之所以小说写得还凑合，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就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坚卧。有同学看他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他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他：“起来起来，去吃饭！”两人卖了字典，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钱，还可以喝二两酒。

饭馆有个堂倌，方脸，平头，老穿一件白布短衫。他对世界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不抽烟，不喝酒，看到别人笑，别人丧气，毫无表情。浑身上下透出一种说不出来的疲倦，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


“坛子肉。”“唔。”“小肚。”“唔。”“鸡丝拉皮，花生米辣白菜，……”“唔。”“爆羊肚，糖醋里肌，——”“唔。”“鸡血酸辣汤！”“唔。”说什么他都是那么一个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细，不带感情，不作一点装饰的“唔”。我们叫了水饺，他也唔，等了半天，座上客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水饺不见来。叫他，“水饺呢？”“没有水饺。”“那你不说？”“我对不起你。”他方脸上一点不走样，眼睛里仍是空漠漠的。汪曾祺看着他，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

四十年后，汪曾祺想起昆明，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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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写极简生活智慧”的文学大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擅长从生活琐事入手，文字平淡质朴，深得自然妙趣，于不经意间渗透出睿智，从容的生活智慧。马未都称他为“短篇小说之王”。

汪曾祺曾经发表四言诗一首，概括地介绍了自己的写作观、人生观：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钟阿城说，当代文学家汪曾祺，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能够写好这些，靠的就是好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