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第二次杀死岳飞？

——谈南宋名相张浚的理性精神

宋史专家王曾瑜的《岳飞新传》，以史家笔法重塑岳飞形象，自比《说岳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其中对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描述却有些出人意外：“右相兼都督张浚虽是个抗战派，却又是个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人，往往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而根据无非是张浚曾经打过败仗。更重要的是，在岳飞得到宋高宗信任，集重兵在手时，张浚居然奏请消解岳飞的部分兵权。与民族英雄作对，这还了得！在王曾瑜先生的笔下，张浚变得萎琐了，虽还不及秦桧的十分萎琐，但也差不多了。有论者据王曾瑜的《岳飞新传》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浚这个人虽然有才，虽然坚持北伐，但是其弄权结党之心不在秦桧之下。”

这就是所谓的抗金名将吗？带着疑惑，我查阅了相关史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史书上的张浚和王曾瑜笔下的张浚截然不同，历史上的张浚是南宋君臣和老百姓倚为长城的国家柱石，也是令金兵闻之胆寒的一代名帅。

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据《宋史·张浚传》，南宋初年，张浚以平苗、刘叛乱之功，官知枢密院事。宋高宗当时就想任用张浚为宰相，张浚以自己资历不够而推辞了。张浚对于当时的抗金形势极有远见，提出经营川陕，以牵制金兵对朝廷所在的东南一带的压力。于是，朝廷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主持川陕的抗金工作。张浚在川陕三年，训练军队，招募人才，上下一心，抗击强敌。尤其是他在行伍中发现并任用吴玠为大将，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虽然富平之战使南宋失去陕西，但由此也使四川成为一个抗金堡垒，“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南宋的半壁河山，因之而得以存续。

作为当时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深孚众望，连骄横不可一世的金兵也十分畏惧他。绍兴四年，张浚贬官到福州。时逢金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宋高宗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宋军大将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之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贬岭南，何得乃在此？”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兀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掉。

张浚以抗金有功，两次拜相，掌军国大事，都督诸路军马，历高宗、孝宗两朝，屡次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平息苗、刘兵变时，他把韩世忠、张俊手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厉声对他们说：叛贼悬重赏，要我这颗脑袋。你们要是觉得我该杀，就取了这颗头去领赏；不然，就跟着我去杀贼，任何人胆敢退缩，我都将严惩不贷。结果，众人感愤，拼死杀贼。

绍兴六年，伪齐军号称七十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撤退。张浚分析形势，力主抗击。战斗中，刘光世的部队放弃庐州向后退。张浚闻听，疾驰前线，喝令刘光世：“有一人渡江者斩！” 意思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军队统领的脑袋。据说，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在秦桧把持朝政期间，张浚因敢言直谏而遭迫害。“秦桧怙宠固位，惧浚为正论以害己，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反谓浚为国贼，必欲杀之。”但张浚却得到南宋抗金将士和老百姓的拥戴。“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而金兵则担心张浚卷土重来。“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

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即位后，召张浚问天下事。张浚谏孝宗循“天下之公理”，“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敌仇自服。”孝宗闻之动容，说：“当不忘公言。”并进封张浚为魏国公。有人诋毁张浚时，孝宗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张浚死后，文天祥如此评价：“卓哉魏公，相国惟忠，名标青史，垂裕无穷。”连岳飞后人岳珂也高度评价张浚：“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并比之诸葛武侯，“我观史册，二公与匹。功虽不同，心则如一。”

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

对比《宋史·张浚传》和《岳飞新传》中的张浚，究竟孰是孰非？

《宋史·张浚传》是据实道来，彰其功，也不讳其过。对于张浚在富平之败、淮西兵变中应承担的责任，与贤相李纲、赵鼎的过节，都给予了恰当的批评。但总其一身，张浚是一位“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大类汉诸葛亮”的英雄豪杰。

而《岳飞新传》以作者的好恶歪曲史实，为了拔高、神化岳飞，对与之有过节的人，不辩是非，一概矮化，以“莫须有”之罪极力贬低当时的抗金统帅、主战派领袖张浚。

且不说张浚曾经提拔、赏识过岳飞（张浚督军岳飞剿杨么时，有人诋毁岳飞玩敌。张浚说：“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后又称岳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即使在张浚和岳飞有冲突的淮西军兵权归属问题上，张浚也是秉公办事，而岳飞则有些意气用事，乃至抗旨不遵。当时，高宗意欲将因战斗不力而被剥夺兵权的刘光世军给岳飞指挥，而张浚本也有此意，只是虑及宋朝武将不宜兵权过大的祖制，而建议不将刘光世军交岳飞直接统领，而由都督府调遣。高宗于是让张浚找岳飞谈话，结果岳飞因朝廷的出尔反尔，不欢而散。一怒之下，岳飞辞职不干了，而且不等朝廷答复下来，就擅离职守，回老家去了。张浚对岳飞的处事方式也大为恼怒，奏请朝廷予以处罚。此事对岳飞的仕途影响并不大，很快就官复原职，反倒是张浚因此后的淮西兵变而被解职。

纵观张浚的为人处事，可见其一个“公”字。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关系亲疏或者品德高低，只要事情没做对，张浚就会据理抨击，以维护法度。韩世忠是张浚谓为“忠勇，可倚大事”的人，但当年“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张浚却毅然“奏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而岳飞剿灭杨么后，为诸将请功时，岳云论功为首，却因岳飞避嫌而没有上奏朝廷。张浚知道后，说：“岳侯避宠荣，廉则廉矣，未得为公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岳飞和张浚的区别：岳飞的品德可嘉，但张浚的秉公亦可贵。

对于历史人物，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都习惯于脸谱化的评价，忠奸分明，善恶泾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语出《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的原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而像张浚那种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无疑是一种“异数”。但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理性精神却是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资源。而王曾瑜《岳飞新传》对张浚的诋毁，正是历史的理性遭遇非理性的史学。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人的历史难免带有今人的主观意志，但今人的意志如果连古人的识见都不如，那就只见当代，不见了史。

如果说秦桧高宗之流对岳飞“莫须有”的冤杀，是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那么王曾瑜等主流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评价，就是在开历史的玩笑。在风波亭被冤杀的岳飞不经意间又被偶像崇拜者们捧杀在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