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诗人，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么为什说被神话的苏轼终究是“凡人”呢，我们将他与同时代其他杰出人才对比，那么就拿他的好基友章惇来作对好了。
苏轼与章惇是宋代笔记中经常出现的的一对相爱相杀好CP，有两则笔记中都出现过两人年轻时郊游的表现。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高斋漫录》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耆旧续闻》
这里的“子瞻”不用说是苏轼，“子厚”说的就是章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则笔记都出于南宋人的著作。而南渡以后，苏轼早就作为一代文宗封神，而与此同时，批判新党变法成为了政治正确，章惇的名声一步步下滑，最后入了奸臣传。所以相对来说，说这两则笔记不吹不黑，那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南宋人追忆数十年前的名人苏轼、章惇故事，多少有些微言大义，借此喻言两人政治志向区别的意思。两位年轻人两次出游， 一次过绝壁，一次遇虎，苏轼表现中规中矩，恰好切了“凡人”的题；然而同样是读书人的章惇，往好了说是勇敢果决，往坏了说是有些铤而走险的意思。只是最后，苏轼在口舌上却也不输章惇。难怪章太炎评论苏轼：“苏轼利口而不济于用”，用《围城》中赵辛楣评价方鸿渐的话说——“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作为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苏轼与章惇同为嘉佑二年进士乙科及第，章惇嫌排名不高扔了敕书过两年又考了一次，拿下了进士甲科及第）。事实证明，苏轼对章惇“能杀人”的评价不错。宋神宗积极拓土，比较成功的一是王韶收复河湟地区，二就是章惇平定梅山蛮。另一方面，章惇不但能对老友苏子瞻吐槽，骂起别人更是凶狠。著名的“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就不用说了，即使在旧党全面接管政权的元祐初期，能骂到宰相司马光求助苏轼调停，甚至当着最高统治者高太后的面都照骂不误。这种狠劲是章惇最后能在与元祐旧党的斗争中笑到最后的原因。
苏轼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就不用赘言，然而他从政的结果只能说中规中矩。如果生在天下太平的年代，或许还有可能做个“太平宰相”，而在变法派与保守派激烈斗争的时代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最要不得的，恰恰就是苏轼这样的立场不明。要在激荡的政坛上生存，必须投身一派，并且全盘接受其政治主张。哪怕是苏轼的弟弟苏辙，一旦投身旧党，也在割地西夏这样的政治决策中投了赞成票——也不知他想起父亲《六国论》中的名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时有何感想？苏轼因乌台诗案险些被害，苏辙在车盖亭诗案却开启了贬死岭海的先例——然而正是这样，苏辙最后才能官至宰相。名声更隆的苏轼，只因为为新法说了几句公道话，却为得势的旧党所恶，不得更进一步。而等到章惇当政后反攻倒算，却也要跟着一起倒霉。
说了半天“苏轼无用”，那是作为政客的“无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平凡个体的“无用”。
章惇与苏轼一生恩怨，既有乌台诗案时的伸出援手，也有尽逐旧党时的蔓引株连。正如苏轼所说，“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在政治斗争面前，那个曾经与苏轼一起游历的潇洒青年，最终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而反观苏轼，他确实没能在章惇落难时伸出援手，却也没有和苏辙一样再踩上一脚——说到底，苏轼做不到章惇那样的快意恩仇，也学不来他的睚眦必报，只是个有些软弱、但仍能维持底线的一介凡人。
苏轼逝世前数日曾回顾与章惇的交情时写到，“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不知此时的他会不会想起，四十年前南山中那块书有“章惇苏轼来游”的绝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