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生于1918年，他比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整整小了20岁，但是在民国末年，两人却因中国的一部奇书《红楼梦》而订谊一生。
周汝昌(左)与张伯驹(右)
1940年秋，周汝昌从天津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彼时北京已处在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之下。燕京大学是由美国人司徒雷登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开明的司徒雷登校长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他多次利用燕京大学的美国背景保护抗日的学生，这一举动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满。1941年秋，日寇关停了燕京大学，才读了一年书的周汝昌不得不就此辍学。经历了社会上的种种艰辛之后，1947年，周汝昌又重新回到燕园再拾学业。对于当时的学习境况，周汝昌曾撰文说：
一旦重返燕园，那座图书馆真是“琅嬛”“二酉”，我这饥渴，好似“盆鱼纵壑”一般，就开始走上了治学之路——那时把时间精力放在英译陆机的《文赋》上，暇时做些散碎的考证和翻译。
当时周汝昌自己还不知道，正是在课余所做的这些所谓的“散碎的考证”，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这就是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借到了曹雪芹的友人敦敏的《懋斋诗钞》，在书中发现了敦敏题咏曹雪芹的六首诗文，由此撰写《从曹雪芹生年谈到〈红楼梦〉的考证方法》一文，发表于1948年6月11日的《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这篇文章发表后，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看到了，于是就写信给周汝昌赞扬他的成绩。这“引起了胡先生学术考证中断了二十五六年后的新兴致，并予肯定乃为一份‘贡献’。”这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使之后的周汝昌将毕生心血都付于了《红楼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上。
一日，同学孙正刚告诉周汝昌，学校正在举办时任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导师、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的书画收藏展，其中就有一幅曹寅的《楝亭图》。正在撰写《红楼梦考证》的周汝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搜集资料的机会，凭此机缘，周汝昌与张伯驹开启了一生的友谊。“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这是周先生对自己与张伯驹先生友好相交的真诚叙述。
当时张伯驹正住在距燕京大学不远的承泽园中，因为张伯驹之前曾得到中国最古的山水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遂将园子改名为展春园。与展春园主人情趣相投的周汝昌几乎每天都要到园里坐一坐，在这里或诗词对答，或书画怡情，或为张伯驹清唱操琴，有时甚至什么事也没有就在院子里静静地坐一坐，友谊就在这日夕相处中不断加深，张伯驹视这个年轻人为词学知己，而周汝昌则在这里沐泽传统文化的光辉，同时也为自己的《红楼梦》研究汲取了很多营养，许多年后周汝昌还感念在展春园与张伯驹相处时给他红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帮助：
粗略说来，他所藏四卷《楝亭图》题咏，是我研究雪芹家世的重要文献，以往无人注意。然后即是讨论《甲戌本》，发现陶洙所藏《己卯本》，跟着搜寻到《庚辰本》，这三部《石头记》古抄本，无价之宝，都在那里“发生”“复显”，关系至为重大。
周先生所提到的《庚辰本红楼梦》因为原持有者索价巨昂，当时的张伯驹财力已不济，但两人还是共同努力，将这一珍贵的本子介绍给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避免了这一珍贵文献继续在民间漂泊的命运。
时光荏苒，一晃二人相交依然数载，期间周汝昌已经完成了日后的成名作《红楼梦新证》的主题创作，并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重要的论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1951年还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汝昌获聘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讲师，1952年临行前与张伯驹辞别，张先生一时为这个忘年交小友即将的远行产生无限感伤，于是他用传统文人最为特别的方式为周汝昌饯行。相约了数十位老词人齐聚展春园社集笔会，定题为《惜余春慢》，为即将赴蜀的周汝昌饯行，这次雅集就是近代词坛上有名的“庚寅词社”。对于诗词创作，周汝昌自幼喜爱，用功甚勤，十三四岁时就能写作，自言“所见古今长短句，留心玩索，对学人之词、哲人之词、文家之词、杂流之词，其上品也只生敬仰心，而少爱惜情。顾独好词人之词……但在我看来，唯有伯驹先生词，方是词人之词。”
正如周汝昌所言，伯驹先生于词一道绝非常人可比，他才思敏捷，词格均烂熟于心，作词倚马立就，就如平常人说话，但“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对张伯驹的词周汝昌很早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再难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
1953年9月，经文怀沙介绍，周汝昌所著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发行，首印5000册。没想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一经刊行，竟轰动全国的学术界，三个月内再版三次，总印数也达到了17000册。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出版界，这可是了不得的发行成绩，据说在正在北京召开的文代会上，代表们居然人手一册，学术界一时竟出现了人人争说《红楼梦》的场面。当然这一部在红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著作的出版，亦吸引着老友张伯驹先生的目光，他为忘年词友所取得的成绩高兴，在读过全书后兴奋不已，提笔写下了《潇湘夜雨》词一阕：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犹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藉甚，鹰隼出风尘。
《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不但奠定了周汝昌在红学界的地位，而且还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走向，1954年，北京中宣部的一纸调令将他从成都调回他熟悉的北京城。
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周汝昌自成都奉调返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欣闻周汝昌返京，张伯驹先生遂邀约孙正刚作陪，为他接风洗尘。时正值中秋之夜，明月高悬，旧雨重逢，相谈甚欢。伯驹先生兴之所至，填《人月圆》一阕：
恒河沙数星辰绕，一月在中天。婆娑无影，山河不动，万象清寒。
蚕丛客返，津桥人去，各自团圆。我身弹指，光明长在，盈昃随缘。
张伯驹先生出身贵胄，他的生活就是琴棋书画，最喜欢过的日子就是师友雅集、诗词唱和。他与周汝昌的友情也是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周汝昌在《张伯驹词集》序言中曾叙述“我少于伯驹先生者二十岁，彼此的身世、经历又绝无共同之点，而他不见弃，许为忘年交，原因固然并非一端，但倚声论曲，是其主要的友谊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研究一片调零，唯独“红学”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不但没有式微，而且还掀起了民国以后的又一个学术高潮，红学家周汝昌则是这波红学浪潮的重要的参与者。虽然张伯驹先生并不是红学家，但他却能源源不断地向周汝昌输送着“红学”研究的原料。比如在“红学”史上曾出现过一方重要的砚台——脂砚，这方砚台就是由张伯驹先生发现，并第一时间提供给周汝昌研究。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那还是在1963年的春节，当时调往长春工作的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回京度假，就在春节期间，张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重庆携带一方砚台来京拜访，这方砚台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脂砚”后，便于正月初七日携带砚台造访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正是因为偶然收藏到一本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确认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从而也奠定了胡适在“新红学”研究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由此可知，脂砚斋所珍之“脂砚”突然横空出世，这对于“红学”研究至为重要。所以当周先生看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
今岁开春甫数日，丛碧先生忽见过小斋，谈次，探怀出一小匣，曰：“今日令君见一物！”启视，则脂砚原石赫然在眼。叹为二百年来罕见之异珍。爰为小记，亦艺林一段佳话。
《文物》杂志中的脂砚图片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 。后来，周汝昌把“脂砚”研究的相关文字，收入到《红楼梦新证》一书，极大地丰富了红学研究。遗憾的是，“脂砚”在1966年从国外巡展归来后，离奇地消失了，至今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这实在是红学界乃至文博界的一件憾事！
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化部、中国作协等相关部门专门为此举办纪念活动。张伯驹先生听说后，就把北京郊区门头沟的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为纪念大会增色，向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致敬。因为《红楼梦》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后人已很难听到，尤其是到了六十年代，“十番乐”几乎是濒于绝响了。
一天，周汝昌带领他的四哥周祜昌到后海南沿张府拜访。到了伯驹先生家中，已经是掌灯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摆放的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来了，立刻兴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特奏一曲，请他们评赏。”据周汝昌回忆：“于是，大家各自拿起擅长的诸般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如今追想起来，真是一种“天上”仙乐的境界。”随后，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曹雪芹纪念大会义务演出。
晚年周汝昌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组织人士极力推荐，却最终没有受到重视，虽然张先生的一番献芹美意落空了，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至真至纯却让周汝昌长久地感动着，并为那一班逐渐凋零在岁月长河里的十番乐绝艺而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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