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培根有句名言:“在获得胜利后仍能克制自己的人,便是获得了双重的胜利。”
宋太祖赵匡胤,算得上是一位获得双重胜利的帝王了。作为五代十国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在事业上的成功举世公认。而作为一个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他的清醒与克制,也是历代帝王学习的榜样。
作为皇帝,赵匡胤完全有资本享受最好的吃穿用度,但他偏偏“抠门”得要命。一件衣服穿数年不说,皇冠上连珠宝饰品都没有。为了倡导大臣全体节俭,他甚至拿出自己穿过的麻布旧衣赏给大臣。得到皇帝奖赏的大臣,都会将旧衣穿在身上,引以为荣;而没有得到奖赏的大臣,则会引以为戒,不敢穿戴比皇帝高级的衣服。弟弟赵光义看不过去,认为赵匡胤俭朴过头了,赵匡胤则严肃地质问他:“你难道忘了我们以前过的苦日子了吗?”
赵匡胤睡觉的宫殿里只挂着青布和苇帘,用的丝织品上没有刺绣图案。他乘坐的车轿还是后周皇帝的旧轿,已经缝补过许多次。女儿曾劝他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赵匡胤笑着说:“朕富甲天下,不要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宫殿也能办到。不过,钱财是天下百姓的,朕为天下百姓守财,岂能乱用!”
赵匡胤的内宫也是出奇的简朴,宦官只有50余名,宫女也只有200多名。即便如此,赵匡胤仍认为太多,又遣散了50余人。
在饮食上,赵匡胤也极为克制。有一天,他突然想吃羊肝,侍从正要交待御膳房去做,赵匡胤却制止了。他说,如果别人知道我爱吃羊肝,每天宰杀一只活羊来取肝,那是多大的浪费。算了,我的个人欲望,克制一下也就过去了。
《周礼》中记录了一项宫廷财政制度,叫做“惟王不会”,意思就是,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但到了宋朝,赵匡胤跟宰相赵普共同确立了一套约束制度:内廷添置日用杂物、增加生活预算,须经外朝的政府与台谏审核、批准。
按照这一制度,即便赵匡胤想添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也需要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武人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也想不通:“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
宰相赵普解释道:“这个制度不单是专为陛下设立的,更是为陛下子孙后代所设”。
赵匡胤意识到,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制度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
于是,尽管“熏笼”久久没有到货,但赵匡胤还是禁不住赞叹:“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后来宋高宗的妃子才会说:“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众所周知,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来了后周柴氏的天下。按照古代惯例,新王朝建立后通常会对前朝皇族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而赵匡胤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对后周皇室加倍优待。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子孙后代都这么做。
据《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秘密立过一块石碑,碑高七八尺,上面写有三条誓约。不过这块碑平日用销金黄幔盖着,锁在一个隐蔽之处,除了皇帝谁都不允许看到。每一位新皇帝继位,都会被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来瞻仰记诵。直到“靖康之变”后,开封城破,人们才看到石碑上面的内容,上面写着:
一、善待后周柴氏子孙。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三、不加农田之赋。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谓“誓约”,算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皇权约束机制。两宋三百多年,历任皇帝基本履行了宋太祖的遗训。宋朝也因此获得了社会安定和文化繁荣的基础。大儒程颐赞叹道:“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史学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指出,宋太祖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垂及百年,世称盛治,原因在于“唯其惧也”——“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一言以蔽之,便是“敬畏”。因为敬畏,所以会主动克制自我,会乐于接受约束,也希望对子孙后代严加管教。
很多时候,克制,才是对胜利最大的尊重。
许多被外界奉为“成功人士”的大佬们,也依然走在自我克制的路上。郭台铭曾因为简陋的会议室和廉价的地毯,被朋友取笑说没品位。但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有什么东西买不起?可是如果我真去搞品位,股东们就要担心了”。
的确,从古至今,因为“膨胀”而滑向“深渊”的故事,不胜枚举。唯有保持清醒与克制,胜利才可能持久相随。
最后,把雷布斯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努力工作,克制贪婪,是世界上最笨也最高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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