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去转告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杨承宗从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的口中听到这话后，脸上难掩激动之情。
回国之后他立马将话转述给了钱三强，不过比起他当时的激动，钱三强的脸上却挤不出多余的笑容。反而很淡定地说自己会把这些话向毛主席他们汇报，但是要让他不对他人再言，就连妻儿也不行。
这时候的杨承宗才意识到，现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有多艰难。他一直都是个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但对于钱三强的这个交代他却一直铭记着。在往后30多年时间里，他都未曾向第三人提及，直到中国的“核研究”计划不再是相互间需要回避话题时。
1950年，中苏签订“互助条约”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之下，核事业也逐渐提上日程。1951年，受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大批在海外深造的科学家们开始陆续回国。杨承宗在回国前，收到了来自钱三强托人转交的三千美金。因为当时国内技术有限，很多科研设备仪器都欠缺，钱三强就想让归国学子们带些回来。
经过小半年时间的准备，杨承宗终于踏上了从巴黎开往香港的轮船。而他的行李足有13个箱子，除了科研资料，几乎全是他把自己的积蓄也用上，买到的科研仪器。为了顺利运回国，他在出发前还特意找居里夫人帮了忙，这才获得了“行李”免检资格。
回国前，杨承宗是受钱三强推荐，进入到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的研究人员。就在要踏上回国之路前，他还收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只要他去任职，待遇就是55万5350法郎的年薪，另外还有各种科研补贴。但他终究没有被这些“身外之物”所打动，婉拒了研究中心的邀请，抱着一颗建设新中国的心回了国。尽管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得知往后的薪资待遇，不过是千斤小米，仍然无反顾他踏上了归国的船只。
可以说钱三强对于杨承宗是有知遇之恩的，他也一直很敬重钱三强。所以对于钱三强买仪器的嘱托他很重视，对于让他保密的交代也时刻铭记，对于钱三强向他发出的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一事，他也是丝毫没有犹豫。而也就是这一决策，推动了中国原子弹事业的发展，提前三个月准备好原子弹所需铀元素。而反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果不是杨承宗坚守两年造出了2.5 吨纯铀化合物，邓稼先、钱三强等科学家们手中的造原子弹计划或许是要推迟的。
当时抱着一颗建国心回国的学子有很多，物理所也纳入了不少的人才，但是放射化学研究部却门庭冷落，只有杨承宗一人挑着大梁。那时候的中美关系不好，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各种技术封锁下，放射化学研究路上充满了荆棘。于是杨承宗边搞科研，边亲自编写教材，开设相关专业课程，还自己担任授课老师。
就这样，研究室从最初的一个人，发展到了两个研究室，拥有科研人员近30人，为我国放射化学研究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1961年3月，杨承宗调任到二机部所属第五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但是学校课可不能落下，于是每周三和周六，他必须研究所和学校两边跑。繁忙工作下，他的压力很大，家里人也没时间陪，子女对他多少也是有怨言的。可是比起国家建设，杨承宗不得不先把小家放在一边。
杨承宗刚到五所时，苏联援助专家已经全部撤走，科研所剩下人员的信心多少有些受挫，那段时间里整个五所好像都透露着“颓废”二字。但是原子弹研究不能停，提炼核燃料的计划必须推进。于是杨承宗再次身兼重任，重新制定五所的科研秩序，开始为所内添置新设备，鼓舞所有人不忘初心，从头开始。慢慢地，原本毫无生机的五所逐渐变得像模像样。
由于进度需要，眼见第一批提炼纯铀化合物的铀水冶厂依旧没有建成，杨承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左思右想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自己动手建一套生产装置，和厂区的建立同时进行。于是他带领着所里所有科研人员，进入了漫长的日夜苦战中。为了做好表率，他每次在所里待的时间都比其他人长。辛苦是必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苦字。
两年多时间的坚守，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换来了符合要求的纯铀化合物2.5吨。重要的是，这比原计划时间足足提前了三个月，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员有更多时间，为第一枚原子弹成功试爆增加更多可能性。也让中国得到了用实力说话，不用再遭遇“核讹诈”的威胁的门票。
从回国那一刻起，杨承宗便一直在为中国科研而奋斗，他编写过教材，授过课，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是新中国建设路上不可或缺的一块奠基石。但是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出现在“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的名单上。得知消息很多人都为他鸣不平，但是杨承宗反而不是很在乎，说：“只要把事情做出来了，做好了，做到了就行”。
提及“两弹一星”功勋们，大家第一反应是钱学森，是邓稼先等等，殊不知还有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杨承宗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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