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课 | 《论语·八佾》19

   关于这一章，倒是触及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儒家所遵从的美德，除了仁之外，比较多地强调的是忠孝。忠是臣对君的关系，孝是子对父的关系，一直讨论较多。而相对的，君对臣，父对子应该践行什么样的美德则较少。论语这里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这个礼是什么不太明确。父对子的美德是慈，这个慈相对孝，在儒家语境中的谈论也很少。但问题是，汉代之后讲的儒家五伦，除了朋友一伦之外，其余的伦常涉及的两个对象，其在“位”上都具有这种不平等性。儒家传统一般总是侧重强调下位者对于上位者的道德要求，而很少涉及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道德要求。所以近代有学者认为儒家五伦，只有朋友一伦应该保存下来，其余似乎都因为其有悖于现代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而应该被舍弃。但我觉得，如果从孔子回答定公的这一章来看的话，所谓“君使臣以礼”，这个“礼”似乎可以窥见在儒家道德关系中对于上位者应如何对待下位者的说明。八佾这篇，多讲孔子对于礼的解读，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行礼之人一定要对礼本身的内在价值有所敬重或敬畏。而这个内在价值在我看来就是仁。我曾经写过篇文章，主要就是说，儒家的仁也是有境域伦理学（角色伦理学）的倾向的，并非简单的美德伦理学，这点安乐哲还是哪个西方汉学家也讲过。这是很明显的，比如忠孝就是很典型的对于某种社会角色的要求。那么“仁”有没有这样的角色伦理的要求呢，在我看来，也是有的。典型的看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论述，孟子举了一个孺子入井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么一个例子当中，旁观者相对于孺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例子，再比如嫂溺援之以手的例子也是，在这些情境中，旁观者对于出于孺子与溺水的嫂嫂来说几乎是出于一念定其生死的位置上，旁观者作为强者可以根据其自由意志决定在这一道德关系境域中的那个下位者弱者的生死，这一点与礼教上对于君臣父子上下关系的设定有类似之处，那么儒家对于处于这样一种几乎绝对上位之位置的人的道德要求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仁”，就是同情恻隐之心，然后才有仁政。我想依照孟子的解读，孔子讲的“君使臣以礼”，这里的礼背后，说到底就是希望君主应该以仁慈恻隐之心来对待臣子或是庶民，但这又不是无节制的妇人之仁，其外在又受到礼的约束，保证君臣了的分殊。因此，我一直觉得，“仁”从角色伦理的角度上说，是一种出于“上位者”的道德，或者说是儒家对于“上位者”的道德约束与要求。可能其最初就是对于君主或君子的要求，但慢慢地，孟子通过恻隐之心，将其推到整个人类，因为相对于孺子或者说处于危难中的弱者，所以具有基本理性的旁观者成年人都是“强者”与“上位者”，而之后横渠又把“仁”推到整个宇宙的层面，因为相对于作为自在者的宇宙，具有自为性的人类精神又都是“强者”与“上位者”，这是一种人类实践理性的自觉。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对象没有更高级的律则可以约束，那么它应该根据什么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西方，因为有上帝的传统，即便到了康德时代也可以给每个心灵之上加上星空与道德律。而在儒家这里，这个道德本身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在个人意识到自己处于相对于“孺子”的“强者”之位后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先天道德之心，所以牟宗三讲康德是道德他律，儒家是道德自律。卡拉马左夫兄弟里，老卡拉马左夫最小的儿子伊万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什么都可以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宗教系统的道德实际上是很虚弱的，或者说，其中人的主体性很弱，如果一个人成其为人在道德上需要一个外在的上帝来担保，那么显然其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而在儒家这里，即便有人成为了基督宗教系统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绝对上位者），这个上帝也必须受到其自身恻隐之心的约束，只要其是具有人格的，它就必然是善的。传统上，对于儒家的批评有一条就是喜欢做臣子奴仆，总是希望有圣明君主在位。但如果从儒家的理念上说，其对于君主的要求实际上非常非常高，基本就是圣人了，而从孔孟的角度来看，他们相对于当时的君主，其人格独立性也非常强。这一点，或许在现实中随着秦汉帝国的确立而消失了，但是我不觉得儒家的理想有大的变化，至少一直到明朝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三国演义里对于刘备与诸葛亮这对君臣的塑造。三国里面的诸葛亮显然是儒家士人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而他的君主刘备在三国演义里的形象是怎样的呢？仁慈、和蔼、有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