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⑴。”
杨伯峻《论语译注》：
【译文】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但是当射箭的时候，］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完毕，］走下堂来，然后［作揖］喝酒。那一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
【注释】⑴其争也君子——这是讲古代射礼，详见《仪礼·乡射礼》和《大射仪》。登堂而射，射后计算谁中靶多，中靶少的被罚饮酒。
朱熹《论语集注》：
饮，去声。揖让而升者，大射之礼，耦进三揖而后升堂也。下而饮，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饮也。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
陈焱:
这个小节可以与孟子义利之辨结合起来看，君子无所争，这里的争夺行为显然从利的角度来说的。那么进而，必也射乎，实际上是说，即便是君子有需要争的行为，这个争也要符合礼仪（义者，宜也）。射中了，作揖升阶，没射中，降级饮酒。这是礼制的规定，在这个规定当中，中靶这个利益范畴的概念实际上是其次的，关键在于“揖让而升，下而饮”礼仪下的从容。这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得利不喜（谦恭作揖），失的不悲（饮酒自嘲）实际上意味着在这个游戏之中核心不是取胜而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尊重。就像围棋的AI阿尔法狗，即便它能走赢所有人类棋手，这里面的意义也不是AI超越人类，而是表明围棋规则的伟大，若只是以赢为目标，则作弊也可以赢，又当如何。所以在“射”里，“中的”不是目的，“射礼”本身才是目的。而礼在孔子这里是以仁为核心的，因此若现实体制之中以礼为本，那么国家也就自然会治理好。推而广之，若一个国家的官员在这个体制下升官了谦恭谨慎、降级退休了也泰然自若，那大约就达到了孔子的君子要求了。这个话叫做：“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中央文件里经常出现，如果体制内的官员将个人的利（功名）之进退看的很淡（揖让而升，下而饮），那么整个体制设计本身的目的性就会被最大限度的体现出来，反之若非常在意个人的（升降输赢礼仪），那么体制本身就会被人所异化。孟子讲上下交争利、何以利吾国、吾家，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经济学喜欢作经济人假设，并且认为如果人人达到最自私的状态，反而可以从公共层面得到最大的利益，但绝对自由市场经济的问题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国家定规则来调控，这种理论在实践当中除了导致经济危机之外并没办法达到预想的结果，这里面的道理实际上孔孟已经讲清楚了。
郭美华:
君子到底争不争？为什么射是不得不有的“必然之事”？君子就其大意而言，是学而有德之人。
在韩非看来，无论道德、智慧还是力气，都是一种“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种说法，过于极端，但也并非无所本。人活着的事实，需要有物质财富；获得物质财富，需要有权力。所谓人世间的争斗，不外乎就是争权夺利。
但在孔子，君子有所学而智，有所得而仁，当然不能争权夺利。但君子德、智之不及人而有耻，故有勇以力行。君子成德成智，也需有“胜人之心”，大此胜人之心，基于反省，实质上是一种自胜之心。这与道家处弱而无所争的态度是有别的。
射是一个例示。射最初可能是狩猎活动，后来也是战争之举。狩猎是人对动物的捕杀，战争则是人对人的捕杀。经过历史演变，射也称为礼仪的一种（其根底应该在于狩猎与战争对于人类生存的不可或缺，由此，一方面需要对狩猎与战争之有功者进行奖赏，一方面需要在部落或氏族内部对于射加以教育和训练）。射作为礼仪，其中可以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荣誉和尊严的留存；一是对于长久训练或教育的实现。作为荣誉或尊严之举，射的参加者，必须捍卫自身以免耻；作为经历长久教育或训练培育的技能之实现，必须以射中目标作为是否掌握的检验。两者结合起来，射礼的要害，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即，自胜以成德。
因此，君子不是在射的狩猎与战争意义上去争，而是在作为文化历史传承而具有了自省、自修之道德意义上的“争”——一方面以“君子”方式而争，意味着经由历史沉淀而有的道德及其规范，要取得对于单纯获取财与权之争夺的价值优先性；一方面以新的道德、价值规定性（君子之学与德）重新确定财与权作为基本生存之需的位置。
因此这一章曲折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君子有所争，其所争在所学之智，所明之礼，所获之德上。而这恰好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德业之域——在传统之中相与共学、成智明礼、成德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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