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的春节，司马迁是在“蚕室”中度过的。
受了宫刑的人，都要在那个不见光，不见风，又温暖干燥的地方，静养百日。
蚕是娇弱的昆虫，不这样养，不只是不能吐丝结茧。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受了宫刑的人如此静养，也未必不死，不如此静养，就更没活路。
但是司马迁养是养了，静却奢望。
六年过后，他依然耻辱难当，把一封写给好友任安的私信，发了朋友圈: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意思就是，辱没先人、自身受辱、被人甩脸子受辱、言语受辱、被捆绑在地受辱、穿上囚服受辱、戴手铐脚镣，被杖打鞭笞受辱、被剃发戴上枷锁受辱、被毁坏肌肤，断肢截体受辱、被阉割受辱，是天下十大耻辱。
而我所受的这个阉割之刑（腐刑、宫刑），为十大耻辱之最，已经到了极点。
所以司马迁到那时，也依旧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一言以蔽之，即是生不如死。
那么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何不勇敢而死呢？
有人说，他胸怀大志，他是被“处以宫刑”。
错，其实不是，胸怀大志倒是没错，但“宫刑”是他自己的选择。
具体来说就是:
司马迁当年是因为“诬罔”获罪，就是所言纯属虚构，欺骗蒙蔽，诬蔑陷害了好人。
他“罔”到了皇帝头上，就是欺君罔上的“大不敬”之罪，按照大汉刑律，就得“大辟”。
也即判处死刑。
而至于腰斩、砍头，还是五马分尸，那就要看情况，看圣意了。
反正起初，宫刑这事是没有的。
那么这“大辟”之罪，为何会闹着闹着，闹到宫刑了呢？
因为司马迁太穷，没钱，好像也没朋友。至少那会儿是没了。太正直的人太注重是非，在那种时候一般都没朋友。
这如果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
“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
翻译过来就是:我家里太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赎罪，朋友没一个管的，皇帝身边没人替我说一句话。
而这背后所隐藏的就是:
按大汉法律，犯了“大辟”之罪的人，有两个办法可以免死。
一个是拿钱买命，一个是“死罪欲腐者许之”。
“欲”，想要，就是你自己想选择“腐刑”，那是可以的。这从字面上看，倒像是“自宫”的意思，但却是被迫二选一的“自宫”。
所以这就逼得司马迁只有在生死，及如何生死上，加以抉择了。
钱出不了，那就具体到死与宫刑之间，即士可杀不可辱与苟且偷活之间，含冤而死与奇耻大辱之间。
这对于一个本身并不畏死，却又理想远大，最重名节的人来说，当然尤其艰难、痛苦、残酷。
要不说有钱还是很重要的，从前面后面看，都很重要。
因为司马迁如果不受此大辱，不让汉武帝体会到“折其心气而后快”的满足，不让所有人视为卑贱之人，不以类似宦官的身份升为中书令，既让人蔑视，又让人嫉妒，而只是以“庶人”，或普通官员的身份活着，应该照样写出流传千古的《史记》，还不至于那么痛苦。
至少，他只要像在《报任安书》中表现得那么惜命，为了他要完成的事业而那么惜命，应当不至于又受“刀锯”之祸。
司马迁之死，史无所载，哪年去世，如何去世都无所载，这可真够“轻贱”。而所谓的“刀锯”之祸，出自桓宽之口，在《盐铁论·周秦篇》里: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悯。”
司马迁这样的受刑之人，已经不能算“人”（非人），这种贪利忘义苟活之辈，结果如何？
还不是先“下蚕室”，后“就刀锯”，高官厚禄一时，位列卿相没用，到底还是“非人”、“无行之人”，被人轻贱，没人同情。
这话极狠，但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很可能，司马迁真是再次下狱，死于刀锯，连记录都懒得给。
他那个看似地位很高的中书令，在那时本来也不过算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长。它一直由宦官担任，司马迁自己都觉得尤其耻辱。
那就等于说，身体上“大质已缺”的司马迁，还得站在亮眼之处，与那些“无行之人”（这里指宦官）一起，承受无处不在的精神蹂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一重重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一重重压。
十大耻辱都要忍受，这是泰山压顶。
“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人家李广、萧望之，即便是对簿公堂都无法忍受，都要自杀，何况司马迁是遭遇宫刑还苟活的人？
所以他就越发“非人”。
然而，环境越恶劣，司马迁的遭遇越残酷，越说明《史记》来之不易，司马迁的刚强、伟大，无可匹敌。
司马迁对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料的，他作为当事之人，当然比谁都想得透彻。
他是想好了才做的选择，他也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的选择。
那就是:
孝道的最高准则，在司马迁父子看来，是立身扬名。
这立身扬名，是继承祖宗，成一良史，成一巨著，不使“史书丢散、记载中断”，不使忠臣义士不得彰显，奸臣贼子不得鞭挞，国家缺了历史文献。
所以司马迁就经过痛苦抉择，确立了震古烁今的价值观:
死很容易，但人之死，不过如“九牛亡一毛”。
人生若无作为，若无贡献，若无抗争，与蝼蚁何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
所以，他就世俗的“名节”不要了，身体的摧残接受了，心灵的痛苦忍受了，当世的耻辱蔑视了。
他选择了流芳百世，千秋万代。
司马迁受刑在天汉三年12月，出狱时间大概在天汉四年3月后，那时候他49岁。
接下来的岁月，他一面忍受着无法想象的痛苦，一面以先辈为激励，发愤著书。
“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陷于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乃著《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而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才发声于《说难》、《孤愤》……”，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于是他终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但是司马迁至死仍有一事梗在心中，就像对他的命运一样无言。
它虽然挡不住司马迁的负重前行，但它代表了历史的命运的，一个无限重复，并且几乎无解的主题。
李陵的兵败而降，与李广利关系莫大。是李广利首先败退，才使李陵孤军深入，全军覆没。
公道而论，李陵无论如何，投降是实，司马迁为他所做的辩解，有想当然之处。
这就是:
“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一向怀有报国之心。他只以五千步兵，就吸引了匈奴全国之力，杀敌万余，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想活下来找机会回报汉朝。”
但是司马迁是因为满朝文武都落井下石，不顾事实，把李陵一杆子打死，却没人对李广利问责。
是因为觉得不公道，不良心，不正义。
是想以一个正直史家的身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忠于自己，也忠于皇帝。
实际上当时的汉武帝，鉴于李陵平时的表现，也深以为然，不然，他不会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
只可惜，公孙敖跟李广利一样无能、混蛋，他在边境忙活一年多，寸功未立。他因为害怕追责，竟随便把一个谣言传了回来。
“李陵教单于兵以备汉。”
李陵在训练匈奴部队，对付汉朝，那不是铁了心投降吗？于是好大喜功，天威难犯的汉武帝就勃然大怒，灭了李陵全族。
而实际上那个做匈奴教头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
但是这冤假错案纠正不了了，因为李陵惨遭灭族之后，就是诈降，也只能变成真降。而司马迁的“欺罔”之罪，当然也就证据确凿。
这一面是不降也得降，一面是没罪也成有罪，但是司马迁起初，仍旧不是因为这个。
李陵降敌，是在天汉二年10月，司马迁乱说话也在那年，可是司马迁获罪，却是在一年后的天汉三年末。
原因是什么呢？
李广利那伙必然对司马迁不满，现在李陵降敌砸实，司马迁当然无话可说。所以他们就在这“欺罔”之上，又加了个“诬蔑”、“诬陷”的“诬”。
“诬”谁？“诬”李广利，也就是罪名中的“沮贰师”。
“沮”是毁坏，“贰师”是指贰师将军李广利。
人一旦有一个大罪成立，又被群起而攻，也就不差再加上几个了，实际上你不但没机会辩解，也没人理你，管你。
所以与李陵并无深交，也并未举荐过李陵的司马迁，其实并不是因为“坐举李陵”，或者“为陵游说”获罪，而是因为群狗围攻，汉武帝偏听偏信，加以要找人泄愤，维护权威。
所以有口难辩的司马迁，也就只能击破岁月，发出千古哀叹:“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但是司马迁作为良史，却又只能在《史记·李将军列传》里，如实记录史实，并加以褒贬:
“单于既得陵，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李陵娶了单于之女，并深受器重，汉人莫不引以为耻，于是司马迁也只好认罪，并被人视为耻辱，你总不能在史书上为自己加上旁注。
正直之士总是两难，人间之事往往如此安排。
所幸，就连三国曹丕都深以为耻的司马迁，随着岁月的延长，越来越被人理解，被人敬仰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足以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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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鸦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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