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公谈圃》中也记载了宋仁宗针灸的事，时间不详，医生是一个黥刺过脸的军士。
宋仁宗得的是腰痛病，行动很不方便。军士为他针炙之后，立竿见影，腰不痛了，可以正常行走，宋仁宗就把针炙的穴位赐名为“兴龙穴”。
几次治疗的过程，让宋仁宗对针灸的功效印象深刻，希望提高医生们针灸治疗的水平，他在一道谕旨中认为，关于针炙穴位的古代经书已经很多，说得也比较详细，但初学者容易犯错，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制作一个标准的针灸铜人：
“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脏腑，旁注谿谷、井荣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焕然而冰释。”
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铸造完成了两个腧穴铜人式。按照宋仁宗的诏令，一个铜人放在了医官院，另一个放到大相国寺的仁济殿。
宋仁宗下令制作的铜人，算得上针炙穴位的国家标准。可惜两个太少，实体的铜人又不方便流传，天下的医生不可能都跑到京城来观摩学习。
所以宋仁宗又指示，制作针炙穴位的示意图，也就是《新铸铜人腧穴经炙图经》，由翰林学士夏竦作序，时间在天圣四年的八月。摹印颁赐各州，使其广为流传。
《齐东野语》中记载过襄州的一个试针铜人，设计巧妙：
“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因并附见于此焉。”
这个铜人很可能是仿制宋仁宗时代的“腧穴铜人式”，或者干脆就是当初御制的两个铜人之一。
这种铜人世代流传，清代笔记《郎潜纪闻》提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最著名的八个古迹，其中之一是太医院铜人，据说就是做于北宋的天圣年间，当时安放在太医署中的药王庙里。
做为中医重要治疗手段的针灸，无论理论与技术，到宋代时都已经相当成熟。《齐东野语》中有“针砭”一条，强调针刺与方药的不同，具有独特的治疗作用：
“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书传记，所载不一。”
古代的针炙，以石为针，《说文解字》中，对“砭”字的解释是“以石刺病也。”后来许多地方找不到合适的砭石，慢慢改用金属针来代替。
关于针炙，最有名的一个医案与唐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有关。
长孙皇后在生育时难产，挣扎几天一直无法分勉。医博士李洞玄诊脉之后，认为是胎儿的手抓住了母亲的心，所以不能顺利出生。唐太宗问有什么办法，李洞玄说：“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
唐太宗还在犹豫，长孙皇后已经替他做出了选择：“留子，帝业永昌。”
随后，李洞玄在长孙皇后的肚腹上扎了一针，透过皇后的心，扎到胎儿的手上。皇后丧命，胎儿诞生，就是皇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据说，李治长大以后，每到阴天，还能在手心上看到一个瘢痕。李治继位之后，向宫中人打听这个瘢痕的由来，百般追问，才有人提起那件事。李治听了，痛哭流涕，自称不孝，致使慈母早崩。于是为母亲建造了大慈恩寺，超度母亲亡灵。
这个故事有许多漏洞，宋代的《云谷杂纪》认为，大慈恩寺是在李治做皇太子时建造。而且长孙皇后去逝的时间，史籍记载各不相同。所以，针刺帮助李治出生的说法值得怀疑。
《齐东野语》中记录了一个类似的宋代医案。
有一次，宋代医生庞安时来到桐城，遇到一个孕妇难产，已经过去七天了，孩子还是无法生下来，当地的医生束手无策，孕妇只能等死。
庞安时认为还可以救治。他的方法是用热水温暖孕妇的腰腹部，然后上下按摩，配合针灸。慢慢地，孕妇感觉肠胃痛疼，呻吟着生出一个男婴。
庞安时解释难产的原因，与唐代的李洞玄大致相同，认为婴儿已经出了胞衣，但婴儿的手挽住了母亲的肠子，所以用药没有效力。庞安时在按摩时摸到了婴儿的手，然后施针，刺到婴儿的虎口。婴儿感觉到痛疼，把手缩回，终于诞生。众人仔细检查男婴的手，在虎口处果然发现了针刺的痕迹。
不过，《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也认为这不是常规的作法，针刺的穴位并不固定，是在已知的六百四十九穴之外。只有在极特殊的时候，这一类大胆的尝试可以发挥效用。周密对此的解释是：医者，意也，一时从权。
更确切的说法可能是，在万分危急的时候，胡乱扎下一针，盼望奇迹的发生。李治等几个婴儿只是侥幸存活而已，更多的结果恐怕是悲剧性的，不会被记录下来。
针灸（之三）于左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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