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年龄上讲,李商隐比白居易小 41 岁,写此文时 36 岁,而杜牧比白居易小 31 岁,白居易去世时杜牧已 40 余岁,活跃文坛多年,对前朝社会及白居易的一切比李商隐更为了解。
其二就文学成就而言,杜牧早因擅长写碑志文而声名广博。 大中三年杜牧担任史馆修撰,后转吏部员外郎的杜牧奉旨作《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更是声动天下。 所以从身份地位、业绩文名及对白居易的了解而言,杜牧都占有优势,而白居易家属为何最终选定声名有逊于杜牧,且正沉沦下僚的李商隐作文,这耐人寻味。
白居易晚年与李商隐交谊深厚,极喜爱其诗文了。 在古代,一般而言,请托性撰文常发生在死者和作者互相了解、友情深厚、信任有加的基础上,而受请者因感于情义,也多欣然命笔,为之作碑文。
杜牧尽管文名广博,地位显赫,但是和白居易关系不佳,甚至有过积怨。期间原因在于白居易生前曾作《不致仕》诗,有讥讽杜牧祖父杜佑之嫌。从白居易和杜牧的文集来看,两人生前未有过唱和之作,可见他们关系一般。
此外,就中晚唐复杂的党政关系而言,杜牧属于牛党,而李商隐的党派立场较为暧昧,这和白居易生前在党派斗争中的立场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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