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父老”背后的小人物，是中国式面孔的群像

《致江东父老》中书写了形形色色的平凡人物，从落魄的民间艺人，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从过了气的女演员，写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对此，李修文认为自己“从写作第一天就没有写过什么大人物”，他说：“本质上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人物嘛，我只有，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其来有自的，你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写作者，你肯定是其来有自有渊源、出处和来历的，你从来没有一个从一个多么高端、多么大人物的这个环境里面给长出来，当然挥之不去的都是小人物。”

在这本书中，李修文刻画人物没有过多着墨于年龄、出身、家庭背景等信息，但是通过一连串描写让读者有了立体的感官，仿佛书中人物就是自己的邻居，“江东父老”就是身边的一个长辈。李修文表示角色身上的这种“立体”来自现实中人物的重叠：“所谓的小说人物背后站着很多个人物，散文为什么不可以如此？”

他现场分享了在陕北的一段经历，当时在小旅馆里他们对面住着几个丢孩子的人，其形象让人难忘但不至于花笔墨专门去写，后来在河北邯郸又碰到了一个丢了孩子的人，两者的形象就发生重叠了。“当我要去写它不断回忆它，回忆它的过程也是在重新创造它，我只知道我一次一次对它的观望、凝视构成了一场我创作意义上的真实。”李修文认为，这种重叠与再现有别于完全真实的记录，这也是作家有别于记者或者纪录片导演的地方。

书中的一众人物，构成了中国式面孔的群像。“我确信在每个人昂首向前的这样一个社会准则和秩序里面，还有一部分人跟不上，还有一部分人要落伍，每次看见这样的人物我就心生垂怜之感，尤其现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评论发展至今，过度的阐释老是使我们离一个作家产生最真实感受的那个地方越来越远，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见了我熟悉的中国人，他们没有死绝，他们依然静水深流地生活在我身边，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很古老的情感。”李修文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点点的挽留或者确认，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参与才构成了一个‘此时此刻的中国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是有这个志愿的”。

作为李修文的好友，宁浩说他们在对小人物的认知上是有共识的：“我也一直都特别感兴趣落伍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太迅速，从小就觉得追不上，现在APP越来越多，觉得越来越追不上了，总有一种恐慌，我对这样的人也都是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会请修文帮我做监制一起来弄片子。”

古典的真正价值在于冒犯力和创造力

李修文认为，在创作上自己所坚持的古典主义价值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时代。李修文坦言在前十年社会纷繁剧烈的变革年代，自己在写作上遇到很多困难，当大多数人“兴高采烈地往前狂奔”，“面目都变成挣钱”时，他却“失语”了，这种失语带来强烈的自我怀疑。但十几年后，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终于有一天能够停下来回观传统，重新发现隐藏在传统里的创造力，李修文就觉得自己的风格可能与世界“合拍了”。

在他眼中，自己文学作品中的古典性并非“唐诗宋词的一种流风馀韵”，唐诗宋词固然有字词之美，但美学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是在于唐诗宋词见证了那个年代的离乱兴衰，“我嗅准了一种类似于家国离乱似的小人物那种普通人的伤怀，那种迁乱流离”。

另一方面，古典中也往往蕴含着现代性，《三言二拍》《聊斋》《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就是这样。李修文认为，古典传统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丰富、复杂、驳杂，生机勃勃，有时候甚至充满挑战性，“《三言二拍》里面写了多少离经叛道？所以，我从古典里面感受到的往往是这种力量，真正今天在这个时代还有效的古典作品，在那个年代一定是有冒犯力和创造力的”。

宁浩则认为，影视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想通的。在他看来，文言文时代写作的时期，文人会努力追求用最少的笔墨和精炼的部分，创造“上天入地的最宽阔的情绪”；电视剧也一样，看了四十集电视剧，说的就这么一点点事。宁浩坦言，李修文写作中表现出的精炼也是自己拍电影时追求的，“不仅仅是说在电影和文学上，其实你在无论你看绘画，或者看其他的文艺形式，都是希望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得到更多、更丰富层面的感知，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

文学是弱者的事业，精致是堕落的开始

诗人张执浩曾在文章中提到，李修文及早地认识到了“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件事。对此，李修文解释道：“文学关注的肯定是弱小的，是失败的，是不堪的，至少文学是一个弱者的事业，这一点我是毫无疑问的。你面向虚空、面向不成功、面向失败，然后去甘于自生自灭，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应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想应该所秉持的一种命运吧。”

在很长时间里，李修文说自己写不了小说，就是因为还没来得及构建一个世界，就突然发现生活的很多外部形状、内部机理又发生了变化。“搞创作有的时候是魔杖，是漩涡，它需要我们非常大的心智和精神世界，搞不好你会被你想要表达的对象以及这场生涯吞噬掉，你能够挺住持续行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能够留一条全尸能够继续苟延残喘，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幸福了。艰难跟所谓的成功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是说我们持续地有纪律地行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成功焦虑，他会转移焦点走上岔路。”

宁浩的电影在构建生命的场景上和李修文的作品是相似的，那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原始的、真实的反映”。而李修文认为宁浩的影视作品中反映的东西未必是“粗糙”，而是一种“经历了殚精竭虑的创作实践之后所要呈现给世界的美学”，他说：“就好像我来写这些文章，它看起来都是最普通的人或者最艰难的日子，但是你看见了吗？他们哪一个人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各自都携带着一口深渊，携带着有别于他人的一场风一场雨，而且我会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会实验不同的问题，或者实验不同的写作方式，就是想要使之准确。”

宁浩表示他做东西不喜欢特别精致的，“我喜欢那个带碴的，还有一堆挺乱的，可能我比较喜欢那样的美学。但是李修文的那种丰满和纷乱的感觉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就是摇滚一点，硬一点的那种美学风格，这可能说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他的这个层面好像比我高一点”。

李修文补充道：“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精致往往是堕落的开始。当你开始精致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你堕落的旅程很有可能就开始了。”

活动现场合影

李修文：70后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编剧作《十送红军》，监制作品《疯狂的外星人》，2018年凭《山河袈裟》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编 / 俎燚楠，审 / 任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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