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尚荣：我在祖国大地走过78个年头，路还在脚下，我依然前行 | “40后”讲述人
“20世纪40年代出生，我在祖国的大地上走过了78个年头。路还在脚下，我向着前方的那条地平线走去，想交出又一份地平线报告，献给伟大祖国，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实，这份地平线报告已多少次写进我的心里了。”
成尚荣
江苏省教科院研究员。做过小学语文教师，担任过小学校长，省教育厅处长、主任，江苏省教科所所长，《江苏教育研究》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执行主编，第七届国家督学。现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顾问。研究方向：课程教学、儿童文化、教师发展。
我耳畔一直回响着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我心里一直回响着两句话：我是有祖国的人，生命为祖国澎湃；教师，一个精神灿烂的人。只有生命为祖国而澎湃，精神才会灿烂；精神灿烂的人，才会为祖国放声歌唱。我手中一直握着三样工具：笔、书本、黑板。用笔写好教书育人的故事，用书滋养孩子的身与心，用黑板演绎未来的理想。三样工具编制了我教育壮美的诗篇，美的诗句飞向湛蓝的天空，向着太阳微笑。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张讲台。三尺，但在我心里，它无边无涯，连着蓝天、大海，连着山巅、田野，连着古与今、中与外。我爱这讲台，我的生命在那里延续。其实，那张讲台连着的是那远方的地平线。我瞭望地平线，追逐地平线。于我而言，地平线的最高价值是：让我永远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向前、向前。这地平线是我的理想、信念和使命。这一连已快60年了，尽管后35年不是在校园里连着，而是在教育管理的机关里、在教科研究所里、在家里，可是那根线一直没有断，相反，那情怀越来越浓，那情思越来越深，那地平线还是那么遥远，却始终向着地平线。用那根线，把我牵引到可知又不可知的未来，但未来肯定美好。我感恩伟大的祖国，感恩伟大的时代，赤子之浪永远忘不了那大海的依托。我要向祖国交出地平线报告。我，1941年12月出生在江苏启东的吕四渔场，长在大海边，那里似乎离地平线很近。海水无私地养育了我，望不到边的彼岸让我有永远的想象。但大海没有给我足够的勇气，也没有给我足够的底气，六七岁时我就离开了它，来到了南通城里。那时，南通城狭小，也显得陈旧，可那里有条濠河，环绕着城市，清澈，淙淙流淌，不声不响，像条玉带。更可喜的是，濠河连着通吕大运河，而大运河又连着大海。总之，我没有离开过水。大海没给我足够的勇气，却给了我说不清的情怀和无限的期许，没有给我足够的底气，却给了我慧心慧根和内心的坚韧。更为重要的是，那濠河旁是我的三所母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小、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小，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就接纳了我，而且整整六年没收我一分钱，无论是学费、杂费，还是书本费——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没有新中国，我能进小学读书吗？能有我的今天吗？南通中学，是南通地区最好的中学，英才辈出，我在那读了三年初中，永远忘不了诗人校长、化学家副校长、数学家老师……南通师范学校，这所全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中等师范，战争年代南通的第一个党支部，照亮了我的心灵，为我铺就了一条教师之路。大海、濠河、濠河旁的三所母校，培育了我爱教的情怀，铸就了我为师的品格，锻炼了我从教的能力。这一切都闪耀着新中国的光芒，祖国的新生让我这穷人家的孩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1962年，我中师毕业，面临工作分配。可是恰逢自然灾害，国家极度贫困，就业面临极大的困难。一直到暑假结束，快开学了，我才接到了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任教报到的通知。其他同学分到哪里了呢？在哪些学校当老师？到了二附小才知道，这一届四个班的毕业生只分配了几个人当教师，我班有两人，其中有我，其他的分配到企业，不能当教师，还有的在家待岗、待业。这，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谁推荐了我？心里疑惑，但无法打听，后来有人告诉我，是校长和老师们集体讨论的。那时候哪有什么“走后门”一说啊，我又没有什么背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清贫、穷困，老母亲为别人洗衣服、敲铺马路的小石子，哪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幸运之神就这么落到我头上。清明、风气正，这是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啊！我感慨无限，感恩我的祖国，我没分担“海”的忧愁，却分享了“海”的幸福与欢乐！我心里冒出一个强大的声音：把所有的一切献给孩子，献给教育，献给祖国。走上讲台，第一年就教六年级毕业班，可我什么都不会，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校长说，年轻、没经验，没关系，学校相信你。又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一开始就教毕业班语文，是挑重担，也是难得的机会。那个年代我们的价值理念是：甘愿当一颗螺丝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工作的安排就是我的任务，一切服从学校决定。这一价值理念并没有湮没人的个性，螺丝钉是闪亮的，在哪里都可以放光。清楚记得，大概是学期中我接到通知，校长、主任和老教师要听我的语文课。我当然答应。那次，我教的是一篇议论文，节选自毛泽东的著作，课文题目是编者所加：《桃子该由谁来摘》，说的是躲在山上的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下山来摘胜利果实。我向师范学校的恩师羌以任先生请教，他从问题的提出(观点)、问题的研究(论证)、问题的解决(结论)三个方面分析，帮助我设计教学。我心领神会，教学过程实施顺当，自我感觉不错。事后才听说，听课的教师啧啧称赞，给我一个大大的肯定、大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教学需要设计，设计需要研究，研究要下功夫。我也记住了：年轻人应当有虎犊之气，勇于探索，成长之路就在脚下。地平线在召唤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螺丝钉不只是一个标准件，它也有个性。是螺丝钉总会起作用，总有它的价值。我也知道，那个年代同样倡导教学艺术、教学风格，教师的创造性永远是可贵的。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就在停课、复课闹革命之间，我们都没有停下教育的步伐，首先“复”了我教书的心愿。我们组织了宣传队，在街头演出节目，歌唱中国共产党，歌唱祖国。就在那时，我学会了写剧本，排练节目，学会了拉手风琴。我的作品常常获奖，后来进入南通市文艺创作班接受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洗礼。一次，话剧团导演对我说，你写的剧本理性多了，感性少了，激情少了。从此我知道，感性应是灿烂的，激情可以成就一个剧本，成就剧中的一些人物，也会成就一个好教师。我写剧本，排演节目，是在激扬生活，教学生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教学生在舞台上生活。也许正是这一认知，让我后来对同事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有感觉，向她学习，也支持她。生活不会欺骗我们，日子总是我们的老师。我没有荒废时间，对党始终忠诚，对祖国始终信任，对教育始终热爱。我和我的祖国永不分离，赤子之心永不改变，浪花永远在大海之上欢跃，地平线永远在闪光。后来，教育教学走上了正轨。恢复学校秩序，这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保障。让上课正常起来，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呢？李吉林，这位从小学教师里走出来的儿童教育家，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她有更高的追求，也正因为此，她才成为儿童教育家。她对我说：“我要克服一个女人的弱点”，又说“要把丢失的时间重新捡回来”。一个女人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且要克服，可见她有一种“大丈夫精神”，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教师要在反思中捡回丢失的时间，可见有一种意志，有一种信念，坚持自己的理想，有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而这两句话，后来她又演绎为两个生动的比喻：“我是一个竞走运动员”“我又是一个跳高运动员”。事实为李吉林作了最有力的判断和证明，情境教育之花开在中国大地，又在国外“香”了起来。我与李吉林老师在一起，参与她的研究，在情境教育研究所工作6年多时间，即使1984年我调往省教育厅工作后仍参与研究，这是我的黄金时期。这6年，让我重新认识、发现了教育，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规律需要探索、发现、把握，这就离不开研究，教育研究不在教育之外，不是硬加上去的，也不是硬贴上去的，就在教育本身，是教育的题中之义；一个好教师，不仅要爱教育，还要研究教育，抑或说，教育研究是对教育最为深沉的爱，好教师之好有诸多要求，教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好”，要做一个研究型教师，努力做一个学者型教师；研究，不能离开教学，不能离开儿童，要凝聚为一个使命——教书育人。这一信念与使命一直伴随着我。记得一次李吉林老师对情境教育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情境教育只讲“情”不讲“理”吗？“情”与“理”相悖吗？“情”与“理”如何融合？她邀我去高校请教教授，有华东师大的杜殿坤教授，上海师大的吴立岗教授，南通师专的徐应佩、周涌泉教授等。多少次的拜访，多少次的讨论，多少次的梳理，记不清了。其中一次是在南通的南公园宾馆，晚上杜殿坤教授作了讲解；一次是在无锡，我们向吴立岗教授追问个性发展问题；一次是在校园里，徐应佩、周涌泉两位教授侃侃而谈，而忘了在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与自行车……这一切都让我发生一次次的转换与提升。于此，一颗种子悄然播在我心中，逐渐长成一棵树，根深植地下：做学者型教师，以研究的方式做教师，以研究的方式做事。无论身在何处，地平线总是向我张望，发出深情的召唤。
我坚定地认为：机遇不是外来的，是镶嵌在生命之中的；机遇是人创造的，否则，机遇在你面前，你都会茫然；正因为此，机遇时时都存在，生活本身就是机遇的另一种表述。第一个机遇：1984年江苏省教育厅调我去幼教初教处任副处长。我原本是一位小学校长，极为普通。1983年底的一天，市教育局秦同局长电话联络我，说市委组织部要找我谈话。去了之后才知道，江苏省教育厅要调我去工作，征求我的意见。突如其来，过去丝毫没有这样的想法，连想都没敢想过。后来才知道有三个背景：一是干部要年轻化、专业化，要从基层调一批教师进行政机关；二是省教育厅决定要办好一批小学，派出视导组专门到我所任的学校视导，他们很认可我。三是我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教育大会上代表学校发言，颇受肯定。我又一次惊讶，命运为什么如此垂青于我？当然，我也知道，自己在学校里工作是十分认真、积极、负责的，没有个人的努力，机遇不会来邀请你。到了省里后视野开阔多了，机会多了，平台也高了。1985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举办第一届本科函授班，我以同等学力报考。此前，我利用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工作结束后的时间恶补专业课、政治、哲学、大学语文、教育学、心理学，不分昼夜。在去苏北地区工作的长途汽车上，捧着书，啃着、背着、写着，大雪从窗外飘进车厢，双手双脚冷得麻木，但我心中很亮堂。一次在路上遇到熟人，他看着我，“啊”了一声，再没说下去。我知道他想说的是，“啊！你变形了，你太苦了。”命运不忘苦心人，我终于被录取了。整整3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教育理论，同时这3年锻炼了我的读书习惯与品质，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补上了大学这一课，理论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深知专业上的提升多么重要。1986年跟随教育部领导赴甘肃会宁调研（前排右二）
1985年开始，当时的教育部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被称为国家第七次课改），要从江苏省教育厅调一位干部去参与，工作一年。厅长选派了我，除了行政工作需要服从的规矩外，我欣然前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去学习，去增长见识。以往，我只有“教学”的概念，而无“课程”的意识，课程、课改于我一片空白。这一年，跟着分管的中教司副司长马立调研、拜访专家学者，讨论、论证、修订，后来在课程方案中第一次提出“国家安排课程”“地方安排课程”等。这是国家课程方案设计，是国家级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次高级别的进修，也无疑当了一回课程论专业的研究生。记得在甘肃省会宁县，我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缺水，什么叫苦读，什么叫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在北京师范大学拜访启功先生，我知道了什么叫大师，什么叫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向叶立群先生请教，我知道了什么叫课程大家，什么叫深度谋划，什么叫文化与格调。参加第二次课改始于2001年，其间发生的重大事情更多：课标研制、教材审查、统编教材使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立德树人、西部教学改革支持项目等。这些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在更高的时代站位上，在更高的价值立意上，在更大的视野与格局上，我都有满满的收获，有更深层次的掘进，说是一次跃升是不过分的，说离地平线又近了一步，也是不过分的。我常想，如果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的集大成者的三重境界来解说机遇，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对机遇、对地平线最美的诠释和最生动、最深刻的写照。请别忘记，这一切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是新时代照亮了我们。一个人是渺小的，祖国才是伟大的，浪花永远离不开海的巨大依托。当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时候，去回望那无边无际翻滚浪花的大海吧，大海给你力量、给你希望，而地平线似乎就在大海的彼岸。2002年底，我正式从江苏省教科院退休。我躲回老家一个多星期，想有个过渡期，主要是在心理方面进行调整。一个星期的沉静与思考，我对退休作出了个性化的解读：退休只不过是办公室的搬迁，只是把办公桌改成家里的书桌，或者说把家里的那张书桌放得更大。退休后又遇上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召开，与新时代相遇了。我们正在新时代中，我们已融入新时代了。新时代、新使命，都要回归到初心去。我的初心是做一个好教师，做一个学者型教师；我的使命是教书育人，是立德树人。我给自己列了几大课题：“做中国立德树人的好教师”“学科育人”“儿童美学研究”“论国家课程”等。我正在学习、思考中，其中已有了初步思考，但要做的事还太多，慢慢来吧。20世纪40年代出生，我在祖国的大地上走过了78个年头。路还在脚下，我向着前方的那条地平线走去，想交出又一份地平线报告，献给伟大祖国，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其实，这份地平线报告已多少次写进我的心里了。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