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想到将来,我就特别不安
东沙也加女士(24岁),目前是首都圈某公立小学临时教员。
本来想着大学毕业后要搬出父母家,所以她早早就开始找工作,给100多家公司递了求职信,结果惨败。后来经由HELLO WORK找到一份工作,在一所面向儿童的英语补习机构上班。
“原本觉得只要能当正式员工,怎么都好……于是马上入了职,然后就开始了异常忙碌的生活。从早上8点到傍晚全是课,晚上也要忙着处理文书工作,基本上都是赶着最后一班车回家。”
补习班共有 15 名员工,其中 6 人是跟东女士同期入职的新员工。这可以说是高录用率与高离职率相结合的典型“黑心企业”。由于离职率过高,补习班曾经接受过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调查,但是情况丝毫没有改善。
“天天坐最后一班车回家,有时会突然无法控制情绪哭起来。后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恐怕不妙,就辞职了。”
东女士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因为担心又遇到黑心企业,一直提不起兴致。半年后,她找到了公立小学临时教员的工作。对喜欢小孩子的东女士来说,现在这份工作十分快乐,她很有成就感。
但她只是临时教员,每月到手的工资不足8万日元,而且合同只有一年,并不确定第二年能否续约。
“如果我不住在父母家,肯定不会选这份工作。而且他们也快退休了。我现在正在找第二份工作,准备晚上兼职去补习班教课。”
由于收入低而不得不依赖父母的女性不在少数。可是她们都面临着一个事实,即无法一辈子依赖父母的收入和年金。
山口多惠女士(30岁),大学毕业后为了实现舞者的梦想,开始住在父母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她定期上台表演,顺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几年前受经济下滑的影响,父亲的工作变得不太顺利,家里开始需要山口女士的收入支持,于是她便在超市和饮食店打起了两份零工。
25-34岁男女按最终学历分类的非正式雇佣者比例。2014年,日本女性中70%为非正式雇员(也就是临时工、非常不稳定)。
也就是说,原本应该是最大安全网的父母家,瞬间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由于打工时间较长,店里也比较依赖我,后来我的排班时间变长,不过收入同时也增加了,我就加把劲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但是如果再兼顾跳舞,整个人就会累得晕晕乎乎,甚至失眠,最后到医院诊断才知道得了抑郁症。”
后来,她不得不放弃跳舞。因为不能让收入减少,现在依旧在打零工。
我是考虑到东京市内的房租和交通状况,才一直留在父母家的。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如果说我太天真,我也无法反驳。一想到将来,我就特别不安。
单身男女中,超过七成的人与父母同住。而且这个比例正在逐年升高,特别是35-44岁这个年龄层。工作不稳定,与父母同居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
#2
因为太突然,我甚至来不及考虑辞职
浅贺美树女士(28岁),就经历过职权骚扰和霸凌。她读女子高中时曾遭受过恶毒的霸凌,甚至自称“我可能是不得要领,容易被误解的类型”。
浅贺女士希望从事与福利救助相关的工作,便在大学毕业后成为某福利社的职员。那是一家运营日间看护所和工作站等众多设施的法人机构,浅贺女士被分配到了每月有一半时间要值夜班的智力障碍儿童看护所。
“每天早上5点要起床做饭,然后一整天都要照顾孩子。过夜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根本没时间休息。后来我身体实在吃不消,半年就离职了。”
当时因为经济略有回暖,针对职场新人转职的招聘会较多。于是,浅贺女士又去了一家大型便利店公司做文员,并于翌年4月入职。然而,很快她又遭到了课长的职权骚扰。
“我入职了大约半个月,他就开始把我叫到单间里,气势汹汹地说我工作太慢,给大家添麻烦。还说我在更衣室闲话太多,止汗喷雾喷太多,带去上班的东西太多……把各种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都说了个遍。其中有好多事是别人告诉课长的,这让我备受打击。”
从此,浅贺女士被无视,课长甚至常常不给她分配工作。尽管如此,她还是主动分担复印文件、倒茶、整理资料等部门内部的杂务,积极参与到工作当中。
入职第二年的某天,浅贺女士接到了调动令。
“课长把我叫过去说:'你下周开始到底下店铺去。’因为实在太突然,我甚至来不及考虑辞职。店铺工作就是在便利店负责接待客人、陈列商品,要穿着制服跟兼职人员一起排班。而且,我被分配的店铺就在总部大楼楼下,会频繁遇到同期和同事。太憋屈了。”
浅贺女士回想道,公司从未有过文员被调到店铺的先例,可见那是明显的左迁,毫无疑问的裁员式调动。
早班时必须凌晨5点出门,晚班则要一直工作到深夜。再加上店铺还极力控制兼职人数,她不得不连续轮班,有时出来上早班,却要乘末班车回家。
“我很想尽快找到下家然后辞职,可是完全没有找工作的时间。因为疲劳得不到缓解,经常陷入情绪低谷,朋友开始劝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后来我去了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症。”
浅贺女士此后停职半年,其间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她跟父母和弟弟一起居住,父亲刚刚被裁员,于是家中开始要求她交钱。
#3
“又不结婚,今后到底想怎样?”
安藤结衣子女士如今(42岁),大学毕业后,安藤女士就以应届派遣的形式开始了工作。
“当时我找工作不太顺利,中途改考公务员,也没考上。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说了应届派遣这种形式。最开始的半年,我们要向派遣公司交钱学习商务礼仪和办公器材的操作,等掌握了一定技能后,我就被派到了一家大型零件厂商的会计部。”
安藤女士工作热心,所以很受器重。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工作内容没有差别,加班和休息日出勤也都一样。公司给她的时薪为1300日元左右。该公司三年前还有行政职位的应届招聘,所以正式员工里也有与安藤女士同龄的短大毕业女性,但是她一心只想尽快适应工作,并没有觉得自卑。
将近两年后,公司找到安藤女士问:“要不要从4月开始成为正式员工?”
“找我谈话的人是顶头上司,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认可,所以特别高兴。可是他又说要先去人事那边走走形式上的面试流程,说完就再没有后续消息了……后来有一天,上司又把我叫过去,让我忘了那件事。我备受打击。”
不久,安藤女士就得知公司临时恢复应届招聘,一名短大毕业的应届生顶替她入了职。尽管如此,她还是花了1个月与那位新员工仔细交接,之后才结束了为期两年的派遣工作。
“我可能成为正式员工的事情已经在会计部传开了,结果在我离开公司时,传言却变成了公司对我发出过邀请,被我拒绝了。可能上司觉得自己尴尬,才传出那种话来吧。因为这件事,我对他人失去了信任。”
其后,安藤女士又在其他公司做过会计为主的派遣工作。因为登记派遣的时间较早,同时掌握了一定技能,她在几家公司从事派遣工作的同时还报了考证班,最后通过了簿记二级考试。
刚过30岁,她就被一家IT企业录用为正式员工。但是她工作的第二年中,公司上市失败,业绩开始走低,安藤女士被裁,离开了公司,后来被准备并购公司的IT相关企业看中,得到聘用。
“那家公司也以快速上市为目标,但是日程安排得太紧,工作根本完不成,每天都要加班到末班车。回到家已经凌晨1点多了,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休息日睡得像个死人一样。”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一天,她因为原因不明的高烧而卧床不起。
我很想起来,但是身体完全不听使唤。后来医生建议我去看精神科,那里的医生一看就对我说:“我给你开诊断书,你必须马上停职。”
安藤女士停职2个月后直接辞职,再次开始寻找工作。然而,这次的求职活动异常艰难,那年她35岁。
我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派遣村的画面,顿时感觉跟自己的境遇太像了,我很受不了。父亲退休前是公务员,从来没有过找不到工作的烦恼,所以说话特别冲。比如,“你为什么总找不到工作?”“又不结婚,今后到底想怎样?”……母亲也总说要是在第一家公司能当上正式工就好了这种没意义的话。待在家里压力巨大,非常痛苦。
由于父亲的施压,安藤女士迫切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此痛苦不堪。她没日没夜地为寻找下一份工作做准备,但是始终没有正式工的招聘。在失业大约一年后的2010年,终于决定放弃正式雇佣,从事非正式雇佣的工作——在一所大学中做会计,雇佣期限只有3年。
按年龄和家庭分配的相对贫困率。调查显示,20-64岁的女性中,有32%的收入水平连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都没有达到;65岁以上的高龄女性及单身母子家庭的贫困率更高,二者均达到了50%。
这就是她现在从事的工作。合同规定每周工作5天,时间从9:30到16:30,月收入约为10万日元,到手不足7万。而且这份工作也只签3年,她又要一有时间就写简历找下一份工作了,陷入永无止境的求职中。
“如果我独居,恐怕早就饿死了。现在连每次面试的交通费我都负担不起。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家里交钱。以前每个月交6万左右,现在跟父母商量改成了3万。我觉得父亲说得对,这里面也有我的责任。之所以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我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积累更多经验……”
与许多“单身贵族”“新生活观念的人不同,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为了享受优雅的单身生活,而是因为经济条件达不到独居的标准而不得不住在父母家。还有不少人是因为父母经济困难和需要看护而选择的同住。也就是说,单身寄生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但是这个人群的构成和指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被认为“迟早要结婚离家”的未婚女性超过30岁依旧没有离开家。在不婚和晚婚的背景之下,与父母同住的现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化与无限期化。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同住者与父母等家人关系恶化。即便这样,这些无处可去的女性还是不得不死死抓住父母家这张扭曲的安全网。
作者:[日] 饭岛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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