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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土语——太仓日报
近日,乡下有人到我家做客,他一口久违的“家乡话”让我听得倍感亲切。我曾在那里插过队,在那个队里生活过整整二十个年头,算得上半个队里人了,对那里的乡音土语早已耳熟能详。尽管返城已有三十多个寒暑,但一听见那些乡音土语仍能勾起我许多回忆。

  刚插队不久就发现城乡方言存在不少差别。当地社员总把“砖头”说成“尖头”、把“轮船”说成“轮前”、把“枕头”说成“井头”。每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所说的太仓方言是否标准?除了语音有区别外,不少日常用词也有差异。明明是炒青菜,却说成“搂家菜”,明明是可供人们食用的草头(苜蓿),偏说成是喂牛吃的“家草”,明明是螺蛳,又倒过来说成“蛳螺”(与此类似的还有把“热闹”说成“闹热”、“力气”说成“气力”)!我所在的生产队实际离家并不远,步行大约只需两个小时,但就这一二十里的路程,城乡方言竟然会产生如此差别。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调”吧?

  插队最初干的农活有时因为不熟悉农活专用语而无所适从。比如队长让我们几个“插青”“挑高低”。当时就纳闷这“高低”怎么能挑呢?“挑高低”究竟有何意义呢?以前做学生时习惯于先让老师把解题目的、意义讲清楚,之后再动手,可生产队长派工时却什么都不解释!唯一办法就是先看看别人怎么干,自己再“依葫芦画瓢”,喔,原来“挑高低”就是平整农田!有一次,队长让我们“插青”去“盘家草”。这是啥农活?走到田里一看,呵,这才明白,是队长让我们收割废弃的草头做绿肥;有时,“盘家草”又变成把田里枯萎的草头挑回仓库场晒干以收获草头籽,即所谓“草籽”,以备来年播种用。还有一次,队里开会决定要种“番瓜(南瓜)稻”。我听后就犯糊涂:以前生物课上听说过苏联科学家米丘林曾通过“嫁接法”培植过“苹果梨”,那是一种形如苹果味如梨的新品种,难道生产队也要把“番瓜”和“稻”嫁接在一起,发明出新的庄稼来?后来莳秧时才明白,“番瓜稻”原来是农作物轮种术语,即番瓜收获后接着种水稻,和所谓“嫁接”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农村中的一些风俗习惯、田间活动以及农用器物的用语和名称有不少是我下乡前闻所未闻的。像暑期翻晒箱内各色衣服,队里老年人称之为“晒红绿”。听后,我惊讶于他们的语言概括能力之高。寥寥三字,言简意赅,明白形象。春节期间,队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炒花生、炒瓜子、炒面食干果(俗称“模叶”)。你无论走到哪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相同的诱人香气。人们都会喜气洋洋地告诉你,这是在“炒发禄”。“炒发禄”三字除了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外,还寄托了人们对来年的美好期盼。农村中经常会有一些人家要操办婚丧红白大事,这时就会有人主动上门为主家搭敞篷、借桌凳、烧茶水、安排碗筷碟盘,这种人被称为“茶担”。“茶担”人头熟,会周旋,是农村社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春夏季节,总能见到村童赤脚轻走慢行于泥泞田埂。只见他一手提网兜、一手持钓竿,静心屏气,将装有曲蟮(蚯蚓)的钓饵悄悄前伸。这是村童在“钓后壳子”(捕捉初步成型的类似青蛙的小动物喂鸭子)呢!和“后壳子”同样富于农村气息和极具当地特色的词语还有如“蛤蟆胡”(蝌蚪)、“涡酿”(泛指农家肥)、“拖大”(指竹制的农用畚箕)、“落瘪”(平整水田)、“落麦大”(筛选麦穗的大孔眼竹筛子)等等。若非生活其间则很难听到,也很难理解其确切含义。

  前缀词“阿”在我插队的地方使用频率颇高。刚到乡下时,队里社员甚至隔壁生产队社员就开始称呼我为“阿朱”。对此称呼起初不太习惯,久而久之,倒也觉得亲切无比了。当地人都喜欢在人姓前、长辈或小辈称呼前、其他人物特征前,甚至连家里宠物名前都冠以“阿”字,以表示亲密无间。比如“阿张阿李”、“阿公阿婆”、“阿伯”(父母的姐妹,有时也指父亲的哥哥)、“阿囡”(女儿的昵称)、“阿大”、“阿胡子”、“阿黄”(家里黄狗)等等。当然,“阿”有时也可表示贬斥厌恶之意,比如“阿木林”(指反应迟钝的人)、“阿飞”(指有流氓习气的人)、“阿憨”(指傻乎乎的人)、“阿猫阿狗”(贬指被歧视对象)等等。

  插队期间,也听到不少乡村俚语。这些俚语都是当地农民的即兴创作,就地取材,通俗易记,诙谐有趣,有极强的生命力。比如形容某人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就说“近到灶前头、远到炕缸头”;形容某人有才能却不善于表达就说“番瓜生勒甏里”;形容某人坐不住,喜欢到处闲逛就说是“白脚花狸猫”;形容某人言行不一、本性难改就说“狗跟炕缸罚咒”;形容某人身陷绝境、无法自拔就说“吊亮(吊桶)落勒井里”;形容某人模样聪明、实质愚笨就说“聪明面孔笨肚肠”;形容某人不安心本职工作就说“立勒田横头、眼望高烟囱”;形容某人做事不爽快、拖泥带水就说“毛家市焰火逐节放”;形容主次颠倒、喧宾夺主就说“香火赶走和尚”;遇到该做的事没做,却去做了不该做的事就说“看戏看成卖芝麻糖”;所托非人,承诺没有兑现就说“托人托着王伯伯”(事情没办成叫“黄落”,“王伯伯”乃“黄落”戏称)。

  我所插的生产队当年还自产歇后语,有一些听后耐人寻味。下乡后听到的第一句歇后语是这样的:一天队里开会讨论,众人七嘴八舌,可有一人不肯吃亏又不想得罪人,发言隐晦刁钻。这时有人冒出一句“肚脐眼里赤屁”!当时,我不明白何意,边上有人附在耳边告诉我:“这还不懂?是怪气!”一次到上海装垃圾时,有人丢失一只皮夹。失者非但不懊恼,反而高兴得手舞足蹈。问其缘故,方知皮夹里只有几张草纸并无纸币。从此就有了一句歇后语:“皮夹里塞草纸——穷人装阔气!”有一次收工后,我摸黑坐在门口采刚从自留田里收回来的毛豆,此时有人经过,脱口而出一句歇后语:“瞎子采毛豆——巴结(过分节俭)!”而我是高度近视,说我“瞎子”倒也符合当时情景。当年插队时有个王姓屠户,人们戏称“王杀心”。因其杀生,就衍生一句歇后语:“出门碰着王杀心——没有活路!”因为生产队长名叫阿元,给人派工时总喜欢戴顶草帽,有人就调侃道:“阿元戴帽子——完!”

  农村生活是乡音土语的源泉,农民是我的语言老师。是乡土词汇丰富了我的词汇仓库,是农村语言生动了我的写作园地。回顾三十年前的语言趣事,方知语言趣事能予人解乏;再次聆听当年的乡音土语,才晓乡音土语也能撩人心旌!

  □朱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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