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继续说袁绍。当时袁绍的处境很尴尬，也很矛盾。
他虽然是盟主，但士人群雄出于自身利益都不听他的，他无法指挥群雄的统一行动。虽然他的声望和影响很大，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实力，慕名来投奔的英雄豪杰虽多，但他既没有足够的地盘也没有充足的军粮来养活这么多军队，一切都仰仗冀州牧韩馥的支持。而韩馥和他的关系又很微妙：在官职上，韩馥是冀州牧，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在群雄联盟内部，韩馥又是他的下属，至少在名义上要听从他的号令，这对于实力远远强于袁绍的韩馥是难以接受的。
这种微妙的关系其实就是矛盾的关系，而矛盾总有一天要解决的，到那时不是袁绍吞并韩馥就是他被韩馥吞并。
东线联军的碌碌无为让人叹息，而同年底河阳津之战的失败更使人警醒。事实说明，东汉末年的士人群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了，不再为国家大义、为道德情操而奋不顾身了。相反，现实利益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实力是乱世生存的唯一保障。
现实不相信理想，这个时候，他袁绍必须要转变了——不转变就会被淘汰。
于是在190年底，袁绍和韩馥策划了拥立汉室宗亲－幽州牧刘虞为帝的事件。
前面说过，士人群雄不承认汉献帝——那是董卓立的皇帝，他们拥戴的是弘农王。讨伐董卓和拥立弘农王复位是士人群雄起兵讨董卓的两大政治目标之一，也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但190年2月的时候，董卓来了个釜底抽薪把弘农王杀了，本来就缺乏热情的士人群雄便踌躇不前。
那么去实现另一个目标，继续讨伐董卓怎么样呢？河阳津之战表明，在士人群雄相互挚肘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出路何在呢？
看来要拥立一个新皇帝，给士人们树立一个新的政治目标，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
如果在讨董卓之初，袁绍和韩馥这么做肯定是出于国家大义，但在袁绍已经觉醒之后，其中的意义就复杂了。
袁绍要转变，在乱世当中要拥有自己的实力，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快手段。
让人奇怪的是韩馥居然也参与其中。要知道韩馥本来是猜忌袁绍的，他担心袁绍借助盟主的身份势力壮大，危及自己对冀州的统治，因此一直对袁绍处处挚肘，这时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和袁绍共同倡议，原因何在呢？
冀州士民殷富，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是乱世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富实产业，也正因为它的富庶，遭到各路诸侯的觊觎，北面幽州的公孙瓒和南面兖州的刘岱都对冀州虎视眈眈——刘岱曾经扬言，在讨伐完董卓之后就要回师打韩馥；志在雄霸天下的公孙瓒更是积极向冀州渗透。西部太行山区是号称百万的黑山黄巾军，时常攻掠郡县；袁绍更是肘腋之患。对于缺乏雄才大略的韩馥来讲，要把自己手中这份产业保持下去竟是如此艰难。
他和袁绍的关系是微妙而又矛盾的，而袁绍的盟主身份对他是一大威胁。既然这样，为什么自己不走到前台来，号令天下呢？如果成功，自己作为新皇帝的开国功臣可以和袁绍平起平坐；以新皇帝的名义号令诸侯，冀州就安全了；即使不成，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挡着呢，对自己又有什么损伤呢？
于是权衡之下，在讨董卓中一向躲在后面的韩馥终于站了出来。
他们在两个方面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了。
一是制造声势舆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非常迷信的，认为改朝换代等大事是上天的旨意，而这一旨意可以通过种种天象推测出来。其中最有名的是汉武帝时期儒生董仲舒根据五行八卦推演出来的“五行更替说”，这些形成了汉代的“谶纬之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于是韩馥就说：“有四星会于箕尾，馥称谶云神人将在燕分。”这里的“燕分”指的是幽州这个地方，因为幽州的地理位置相当于战国七雄时代的燕国。就是说幽州这个地方将有神人出现——刘虞当时是幽州牧，这就暗指刘虞了。韩馥又说，济阴郡有个人发现了一块玉印，上面写着“虞为天子”，就是刘虞应该当皇帝。除了利用谶语蛊惑人心之外，韩馥还援引了前朝“故事”，说汉光武帝刘秀是汉室宗亲定王的第五代传人，在担任大司马官职的时候在河北称帝，建立汉朝江山；现在刘虞也是汉室宗亲（恭王）的第五代传人，也担任大司马的官职，也在河北（幽州属于河北），这是多么巧合啊！这不是表明刘虞就应该成为天子吗？
二是争取其它士人的支持。袁绍首先争取自己儿时的伙伴曹操，把韩馥伪造的那个“虞为天子”的玉印给他看，并进行劝说。韩馥和袁绍又分别写信给南线联军的首领袁术，争取他的支持。两个人都断然拒绝：曹操之所以拒绝是他受传统士人熏陶的余毒未尽，认为废立天子不是大臣所为（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当时的思想局限）；袁术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自己想当皇帝。
除了这两个人外，其它士人群雄都是赞成的，于是袁绍和韩馥就继续行动了。他们派使者去拜见刘虞，呈上士人群雄的联名决议，请刘虞即皇帝位。
但刘虞却断然拒绝。刘虞受忠君思想的毒害也很深，他没有野心，不想做皇帝，只想做一个忠臣。袁绍和韩馥不死心，继续进行催逼，刘虞宁肯离开中国跑到匈奴也不接受，袁绍和韩馥只好作罢。
这便是史书中所说的“袁绍立帝阴谋”始末，后人往往以此诟病袁绍，因此再对其中细节做若干说明。
首先，立刘虞为帝虽然是袁绍和韩馥倡导的，却是得到大部分士人群雄认可的，不是目无国家的阴谋，是士人重新寻找政治目标的一次自觉行动(当然其中有袁绍和韩馥的私心在里面)。因此虽然陈寿在《三国志》当中把罪过归到袁绍与韩馥头上，但《资治通鉴》在谈到这件事时却说：“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迫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它这里面没有提袁绍和韩馥的名字，而是用了“关东诸将”这样的字眼，说明这是大部分士人群雄的一致意见。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有意彰显曹操贬抑袁绍，因此在其记述中只突出曹操的反对意见，而对于其它群雄的赞同只字不提。
而且，那时士人还不承认汉献帝，另立皇帝以对抗董卓是符合他们的想法的，在当时根本算不上叛逆。
其次，《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后人往往认为这里面的“玉印”是袁绍私刻的玉玺，表明袁绍有当皇帝的野心——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这么认为。其实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袁绍当时仰仗韩馥的支持，兵微将寡，连自保都是问题，即使有当皇帝的野心，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因此这里面的“玉印”应该是韩馥伪造的那个“虞为天子”的玉印，是想让曹操支持立刘虞为帝的计划。
第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中记载，袁绍把玉印拿给曹操看，曹操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这段记载应是纯属捏造：首先说“袁公势盛兵强”与实际不符，当时袁绍还没有夺取冀州，连自保都是问题，哪来的“势盛兵强”呢？其次仅仅因为这个曹操就“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这太抬举曹操了！当时曹操寄居袁绍篱下，仰仗袁绍的庇护才有立足之地，根本谈不上诛灭袁绍，哪会考虑那么长远呢？《魏书》这么说无非是把曹操粉饰成忠臣罢了，因为这个需要，袁绍就必须成为奸臣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想做没做成，后来曹操做成了，是忠是奸，一目了然，史官的曲笔终究是掩盖不了的。
对于袁绍来讲，获取实力最迅速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把目标放到眼前，先夺取冀州再说，于是就有了威逼韩馥出让冀州的事情。
当然，韩馥也不是傻子，也不是如《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忠厚之人，他甘愿出让冀州其实是迫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