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3年以后，我经常用天光来放大，它虽有缺点，但优点的确也不少，在无电源的地方放大时可以利用。
我用天光放大方法，可分为太阳直射光和天空的散光两种：太阳直射光无论南窗或东西窗都可利用。在暗室外面窗前，须挂一层白纸或者白布，和窗距离约一尺左右，使太阳光直射到白纸或白布上，通过白纸，白布就成为极明亮的散漫光，它的主要作用能使亮度均匀，它的照度和一般1000瓦特灯距离一尺时约相等，即是约有一千尺烛光，所以白屏上缘的亮度较高，便于调焦，可以放倍率高的大照片。暗室内部窗前须做一固定托架，折合照相机能够放稳，底片交插在照相机后部或托架上均可，窗孔的大小根据底片尺寸而定。照相机上有皮腔，在调焦时可以随意伸缩，并不漏光。这种放大是横式的，对面须放一能移动的木屏（不能偏斜）上面糊一层白纸。铺放大纸时可用图钉，也可用两木板卡子，在屏上能高低移动，更为便利。
用天空散光放大，在北窗最为适宜（东西窗无阳光时也可以），窗外通光孔前，须置一向上仰的45度的白屏，使天空光照明白屏，再由屏反射到底片上。或窗前挂一张白纸，如上法所述，这种使照明均匀，在天光放大上是很重要的。但通过镜头射到白屏上亮度暗弱（比用太阳直射光约相差10倍左右），因此放大率高的照片，在曝光时间上要特别加长，在调焦上也不便利。
用天光放大的优点：（1）大尺寸底片不受限制（将窗孔开大，用大型综合照相机），（2）光源性质散漫，在色调、反差和层次有柔和的效果，（3）用太阳光时，亮度特高，能放大幅照片。它的缺点：（1）在处理上不太便利，（2）如天空有云太阳出没无常，在白屏上亮度忽明忽暗，有时难以控制。因此最好选择晴而无云的天气来从事放大。
在掌握天光放大之后，在上学期间又开始试验用电灯放大。最初是用鞋盒作灯箱，在一端里边装一灯泡，另一端开一长方口，放一块奶白玻璃，作为匀光之用。外边接上折合照相机，对面置一白屏。用这极简单的放大器，曾放了不少照片，效果还可以，可是使用不久纸盒就被烤焦了。1925年，根据同样的道理，我又设计一个铁盒放大灯箱，由铁工厂代为焊作，最大能放9×12厘米底片，使用时比较便利，并且很耐久，一直用了许多年。到1930年后，买了一架垂直式较精的放大机，但有时还用它放大底片、或大尺寸照片，这件东西目前依然存在。
上面所述仅是上学期间（1927年以前）各项的锻炼，以后各阶段技术的进展，留在下面再谈。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记录性摄影转变为有艺术性的呢？对这个问题很难答出明确划分的年代，它是逐渐转变的。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受了我练习绘画的影响，这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受了当时所谓美术摄影的影响，这是外界的启发。
自从1922年有了照相机之后，我曾拍了很多呆板的记录像，如合影、单人纪念像和建筑等，这不过是练习而已。后来就逐渐想拍摄一些合乎画意的照片，想用摄影来描写绘画的景色。当时我对于绘画（花鸟画）尚继续进行，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并且有相互为用的好处。一开始由于技术不熟练，还达不到用照片表现画意的目的，到1923年在取材上才有些画意的结构。我手中存留的这张《乐哉鳬公》（群鸭）照片，就是这年在西郊玉泉山下拍摄的（用目测距离和反光取景器）。我当时爱拍的题材，第一是风景，第二是鸟和动物之类，第三是花卉。在人像方面，爱拍老头和小孩，老头有长胡须，多增风趣；小孩画面活泼可爱。
1924年秋，看完当时“光社”在中山公园举办的摄影展览会，得到很大的启发。现在还记得，看完影展后，在园中的假山上爬满了“爬山虎”的红叶，非常疏落雅致，上边还有小儿们在上边玩耍，按照展览会中的品种也可作以摄影题材，来描绘秋园的景色。展览会里有些照片拍的很好，也有一些灰暗模糊不清的作品，当时并不欣赏。其中特别喜欢是老焱若和刘半农的作品，觉得他们技巧很纯熟、意境也比较高。这是我首次看摄影艺术展览，增加了用摄影能表达艺术的信心，同时也促进了对摄影创作的愿望，要努力研练这门新兴的艺术。
在毕业前二三年中，在图书馆里经常看到国外的摄影年鉴和杂志以及国内的画刊所登载的美术摄影，我对此非常注意。对个人所喜爱的作品，常加以研究和评价，无形中也受了较多的影响。
那时我拍照有一个特点，向来不爱搭伴，总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因为当时研究摄影的人极少，在同学中找不到同好的伴侣。并且我还认为，要想拍出一张好作品，首先心里要静，不受其它方面的干扰。这样，自己的心情才能深刻体会所拍的对象，才能敏锐地观察感受到景物中极优美的特征，才能拍摄出比较满意的瞬间形象。若有同伴跟随，不但注意力要分散，还往往要求给他们拍记录式的纪念像，这更添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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