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间的摄影活动
这十年是我摄影活动中最主要的一个阶段，拍的东西最多。
经过上学时期六、七年的锻炼，摄影的基本技术和方法都已初步掌握，再加上对绘画的练习未曾间断，我的摄影开始走上了创作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个人的风格。
28、29、30这三年创作的东西还不太多，因基本上没离开北京，只去过沈阳。北京可拍的题材虽多，但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内容就容易重复。
从1931年开始，我南下跑南京、上海、杭州、莫干山、泰山，摄影的题材和范围逐步扩大。1934年到黄山、庐山、汉口。1935—36这两年到过成都、西安、长沙、华山、终南山。总起来看，从1931—1936这五年里，除河北省之外，我一共走过十一个省份（计有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江西和辽宁），游了五六个名山（泰山、华山、黄山、莫干山、庐山和终南山），有些地方曾二次或三次地重复往游。在这个期间几乎一个月换一个环境，甚至一天换一个环境，经常可以碰见很多新鲜事物，可拍的对象非常繁多，所以我的摄影作品产量最多。这和经常旅行是分不开的。
摄影与绘画有一点不同，绘画在技法成熟之后，不用离屋，可以画出很多的作品；摄影则离不开实际的对象，必须多走多看，来选择可拍的题材。遇到的环境越新鲜，拍照就越兴会淋漓，快意的景物一入镜头，所有饥渴、寒暑和辛劳全都忘掉了。因此，搞摄影创作，首先必须有高度的创作欲望，对所拍的对象要有浓厚的兴味来观察了解，否则，是拍不到佳处的。
在这个阶段，我经常拍摄的题材，主要有两个方面。除了名山、风景和动静物之外，对农村中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很爱拍。
起初我热衷于用摄影艺术表达中国画的风格，根据我国绘画中各项要求来拍摄景物，尤其是在构图上用中国化的章法来表现。这一点不但与我对绘画有浓厚兴趣有关，同时也与我经常和国画家所交往有关。在1930年前我就和有成就的国画家们很熟悉，常在一起讨论画法。他们也很需要一些风景和动物、花果照片，供绘画的参考，彼此的作品经常交换，因此我在摄影上也获得较多的启发。1930年后，我又参加了当时的中国画法研究会，对国画的传统艺术下过一些研究和锻炼的功夫，从以往的花鸟画转到练画墨竹。梅、竹、菊、兰是国画中四种小品，以墨竹比较难画。我选画墨竹的原因，一方面因我对于竹特别喜爱，它不花不实有清风劲节的气概；另一方面因我从事摄影余暇不多，墨竹笔法简略、作画不太费时间。关于宋元明历代名家墨竹真迹，常得到观赏，又多方搜集影印画册和翻版照片，作为临摹的稿本。刚开始练习，以元人《柯丹邱竹谱》当作宗法，写杆画叶皆细心研求其笔墨的运用。以后才了解，名家画竹对真竹的生长情况，体察得异常细致，不但形影逼真，而潇洒的笔墨也格外有神韵。我在画竹的同时，还拍摄了很多关于风、霜、雨、雪各种竹的照片，作为画竹的参考。当时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练画墨竹上。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影响，摄影艺术观点开始有些转变。在这外患严重、国运飘摇的时期，认为应该多拍一些劳动人民的下层工作和表现力量的作品，对观众多给些兴奋和激刺。摄影作品应当发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应该对救亡运动有万一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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