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在我自己选订的《张印泉摄影集》第九集前言里，我曾这样写道：
“……现在我自己的摄影格调，似乎有些变了。以前的取材，完全求纯美的发挥，合乎画意的结构；最近的希冀，除美的条件外，仍求‘力’的表现。也许是受环境的激刺，和常看各国杰作的影响吧。一个时代的艺术，常受着社会潮流的推荡而变迁。有史以来，治乱兴衰的时代不同，所产生的艺术亦因之有别。近代摄影艺术的表现亦何能外此。但是目下中国所需要的新的艺术，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旖旎温柔；是披荆斩棘，是开创奋兴。我很希望拿这种主义来鼓舞自己，以从事摄影。我仍希望海内同志，皆往这条路上走，庶几使一般观众，得着些微振奋的概念……。”
在1937年6月举办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目录的前言里，我也说：
“……我们当国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我们对于摄影的希望，是想凭藉着它的功能，对于民族所需要的艺术，略为宣扬，或对于国家社会有万一的裨益。”
当然创作思想的转变，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在那个阶段 ，除了古典文学之外，我也经常看新文学艺术作品，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章，他们对反帝反封建，对救亡运动的鼓吹、对新思潮的介绍，也给了我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天津《大公报》本来有一个软性的副刊，叫《摩登周刊》，“九一八”以后就停刊了，停刊词里大意说：国难当头，不能再谈摩登。像这些都给我较大的影响。在“七七事变”以前，摄影艺术的观点，在我写的《现代美术摄影的趋势》一文里（刊登在1937年出版的第十五期“飞鹰”杂志上），我曾提出“简洁、明朗、生动、有力”四个要求，重点是放在“生动”和“有力”上。因为当时国内，所谓艺术摄影，大部分都属于逃避现实、消极的和无意义的，以及纤巧柔媚、软弱无力的作品，而反映社会真实生活、有积极作用、能够振奋人心、有力量的作品，实在寥若晨星。与当时进步文艺思潮有相反的倾向，在国难严重时期，这类摄影艺术实不合乎大众的需要，因而提出上列的四项要求。当然我那时艺术观点的转变，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理解，实谈不到有什么明确的认识，在个人作品中对所要求的也未能全部做到。至于摄影艺术究竟应该为谁服务，它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和摄影家应当具有什么思想感情等问题，都仍然是模糊的。
在1934—1936的三年间，我走的地方最多，拍摄照片的数量也最多，当时各画刊和报刊的采用量也比较大。但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水平，而真正满意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实在是寥寥无几，这主要是：没有明确思想作为指导，在创作上有些盲目进行，对艺术形式的考虑比较多，对题材的鉴别上则往往漫不经心，以致对许多重要生活内容则视而不见，未曾拍摄，现在回想，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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