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二十一岁的苏联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出版处女作《顿河故事》。从此，“写出最使我激动的事件”，成为肖洛霍夫的文学宣言。
《顿河故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肖洛霍夫的创作精力集中在长篇小说上，没有再写短篇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肖洛霍夫立即作为随军记者奔赴前线，直到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不久，肖洛霍夫路遇一名家破人亡的军人，他回顾了自己从战前到战后的生活，肖洛霍夫深受触动，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一个人的遭遇》一经发表，立即得到广泛赞誉，被认为以独特的史诗价值开创了战争文学新纪元。
《一个人的遭遇》连载于1956年12月31日和1957年1月1日的《真理报》
二十世纪俄罗斯民族的默示录
刘亚丁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主要表现苏联红军普通士兵安德烈·索科洛夫的载沉载浮：二战前的生活，战争中应征入伍担任汽车司机，受伤后被抓进德国法西斯的俘虏营，他利用开车的机会俘虏了德军的工程师，回到红军队伍。战争中他的家园被毁，家人全部亡故。有评论家指出，《一个人的遭遇》是“小说体裁中的俄罗斯式的地方抄本”，表达了新的艺术观念，索科洛夫的“自我讲述”形成了若干独立部分，如“战前生活”“告别家庭”“被俘”“教堂里”“不成功的逃跑”“对米勒的斗争”“获救”“家庭亡故”“邂逅万尼亚”等，它们都是独立的小型叙事作品，它们内部都有“戏剧性成分”和“叙事性成分”，有独立的冲突对象。
现在不妨假设《一个人的遭遇》是交响叙事曲的总谱，肖洛霍夫让主人公陈述了自己在和平生活和战争中的经历，这是叙事，这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旋律，从总谱上看，这是五线谱上的音符以从左到右的方式形成横向组合；与此同时，作家又利用了俄语中“人”（человек）和“遭遇”（судьба）的多义性，利用对主人公的命名，来形成作品的隐喻，这是和声，从总谱上看是与那五线谱平行的其他五线谱，总谱由此形成旋律与和声的组合。
1962年版《一个人的遭遇》
首先，《一个人的遭遇》的叙事性成分就是它的旋律，它的横向组合。这部小说的文本叙事成分由一个小文本和一个大文本组成。小文本由第一叙述人“我”来讲述，相当于序曲和终曲，只是小说的引子和结尾，在序曲和终曲之间是主人公的自述，即小说的主体部分。《一个人的遭遇》的小文本交代了时间——战后的第一个初春，地点——顿河边上，人物——安德烈·索科洛夫和他的养子，并对他们作了肖像和行动描写。然后是主人公的自白，在小说结尾处再回到第一叙述者的话语，他对主人公索科洛夫击节称赏、馨香祷祝。大文本就是主人公索科洛夫自己的不间断的自我讲述。索科洛夫所讲述包含了两个大的乐章——和平与战争。开始讲述时叙及的战前生活、结束时讲述谈到的战后生活，这是和平乐章。他讲述的中心部分就是他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运送炮弹、受伤、被俘、教堂处死叛徒、第一次失败的逃跑、与米勒的较量、抓“舌头”回到红军队伍、家园的被毁和儿子的牺牲。这是战争乐章。
《一个人的遭遇》的内在戏剧性在于，在索科洛夫的自述里这两个乐章中同一个主人公判若两人。在和平乐章里索科洛夫不过是普通人，他有着人所共有的欲望和需求。挣钱盖房子、娶妻、生子构成了他战前生活的主要内容，妻子贤惠、儿女争气，似乎就是他生活的最高境界。在索科洛夫的普通人的自白中，有一些情感的言辞，犹如回旋曲中的主题旋律，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他对妻子、孩子的情感深挚难忘，让人读之动容。战争爆发了，索科洛夫应征入伍，妻子孩子去送行，妻子伊莉娜在哭嚎中说了类似于诀别的不吉利的话，他推了她一下。在妻子死后，这一推让索科洛夫难以释然。索科洛夫在梦里同阴阳陌路的妻子、孩子说话，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湿透。在这样的情感“回旋曲”中，索科洛夫仿佛在为自己申请“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权利。在这里索科洛夫的生存价值是在不高的层面上体现的，他是一个为了实现在生理、安全需求和情感的层面权利而活着的人。他在行为方式和心理方面近于凡俗之人。“观众或读者可以在一种不完美的、较为'寻常’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他们自己可能有的种种可能性，因而把主人公视为具有与自己同样的'素质’而与他休戚相关。”肖洛霍夫就这样让主人公回归庸常，也就让读者对他产生同情，进而悦纳他。多数人在平静安详的生活中度过一生，这对他个人未尝不是幸事，对公众而言，或许是世界因此变得更加安宁。
在战争乐章里，索科洛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里有必要略为涉及和声问题，谈谈作品的丰富的隐喻（和声）对叙事（旋律）的烘托作用，其实在演奏中旋律与和声是同时发出的。主人公的姓名不是信手拈来的，都是隐喻性的。他的姓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的词根是“сокол”，意思是鹰隼，即猛禽，这个词在俄罗斯民间诗歌中指“勇敢英俊的男子”。在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高尔基的《鹰之歌》中都出现过这个词。主人公的名字安德烈（Андрей）也饶有寓意。安德烈是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在俄罗斯最早的历史文化著作中《往年纪事》（12世纪初期）中是到黑海边传教的门徒，他祝福了未来的基辅；在基辅罗斯时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的保护者；在帝国时期被看成帝国海军的保护圣徒，彼得一世确定安德烈旗为海军军旗，他所颁发的安德烈勋章成为了俄罗斯最早的勋章。这样看来，将安德烈视为俄罗斯的战神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在和平生活中安德烈·索科洛夫中只是一个凡人，可是他的姓名预示他是个“雄鹰”一样的男人，是个应该荣膺安德烈勋章的军人，这两种角色在他那里是统一的：他是普通一兵，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更没有挥师征战叱咤风云的际遇。他在前线需要炮弹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驾车去送炮弹，机智地抓了德军的军官回到了自己人的队伍中。这些看似平常的举动，不失鹰一样的男人的挺拔，更有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般的荣光。他似乎在同那个沉溺于思念亡故的亲人、夜里以泪洗面的“自我”争论。索科洛夫特别强调男人的刚毅和担当，得自己忍受一切，担当一切。这个没有荣膺安德烈勋章的安德烈，无论是作为战士，还是法西斯集中营里的俘虏，都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和气节，尊严和高傲一类的精神性因素压倒了求生避死的本能性的因素。
索科洛夫自白中的和平乐章与战争乐章，有着不同的调式、不同的音色，前者虽有阴沉的引子，但毕竟表现出生活的欢悦，后者则在惊惧和危殆中表达了人性超越本能的胜利。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中可以表现为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同一个索科洛夫，拿和平乐章中的他与战争乐章中的他对比，简直就成了庸碌的人与大写的人的对比。战争摧毁了附属于他的一切，却赋予他心灵的丰厚和人格的升华。肖洛霍夫渲染了索科洛夫家庭生活的融融之乐，却又谱写了战争境遇中的人性升华的颂歌。
《一个人的遭遇》在苏联文学中的过渡性意义由此而凸显，这里既有英雄主义的流风余韵，又开启了非宏大叙事的先河。索科洛夫的那些既惊心动魄又寻常可见的经历，使这部小说开启了苏联文学的战争书写的新的一页。过去苏联战争文学中的主人公多是建立了奇功伟业的英雄，他们的人格和能力似乎超出普通人许多，如卡扎凯维奇的《星》、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冈察尔的《旗手》等。现在索科洛夫这样的普通人成了小说主人公，他的身上既有普通人的凡俗又有英雄的辉光，这就为后来苏联战争文学的非英雄的书写提供了启示和范本。
其次，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期待有经验的读者的参与，这经验就是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俄罗斯苏联历史的掌握。作家通过对书名和主人公的姓名提供隐喻性的文字，诱惑读者调动自己的知识、激发自己的想象去完成作品的象征结构。
小说的题目就像一道半开着的幽暗神秘的门，诱使读者去猜想：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遭遇。小说人物的遭遇也是隐喻性的，尽管这是一部短篇小说，但它通过表现一个人几乎一生的经历表达了更深刻的内容。索科洛夫自述的第一句话是：“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这里就埋下伏笔。索科洛夫生于1900年，于是他就成了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俄罗斯在那一时期经历了国内战争、大饥荒、二战。这样一来，平常中就有了不平常，这个人似乎就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他具有了某种隐喻的意味。
肖洛霍夫又通过激发读者的联想构成更大的外在的隐喻文本。作品在展示“人”的“遭遇”的时候，有明显的生活轨迹的曲线，形成了一个倒“U”型结构：它的起点很低，孤身一人，然后逐渐趋高：到城里当了工人，成了司机，结了婚，有了一儿两女，他和妻子辛勤劳动，修了自己的房子，孩子不愁吃穿，成绩很好，数学成绩好的儿子上了中央的报纸是主人公人生的高峰。此后进入低谷：战争爆发，索科洛夫应征入伍，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在这期间他的家被敌人炸毁，妻子和孩子全部遇难。索科洛夫再次孑然一身留在世上，他收养了父母双亡的万尼亚，艰难地活在世上。索科洛夫的生活道路是“字面意思”，苏联人民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道路则是没有出场的被隐喻的文本。肖洛霍夫用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模拟”出俄罗斯民族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命运：二者的生活曲线是平行的，都是倒“U”型的道路，而且两者之间具有编年史式的平行关系。苏联人民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道路起点是艰难的，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革命后旋即遭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是苏联人民历史命运的高点。此后苏联人民遭遇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建设的成就毁灭殆尽，再次进入低谷。在一些细节上《一个人的遭遇》与历史都具有平行关系：索科洛夫进城市当工人的时期，恰好是苏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肖洛霍夫让索科洛夫离开农村到城市，这里有顺应苏联社会的转型的意味。
“鹰”是飞翔的精灵，它的流动性、迁徙性在索科洛夫身上也有所体现。索科洛夫是沃罗涅日人，后来迁到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州的库班河流域，从那里回到沃罗涅日农村的家里，后来他又卖掉房子到了沃罗涅日城里。参军后，因为被俘，走遍了半个德国，在苏联的维捷布斯克州的波洛茨克逃出德军的控制，返回红军的队伍，打到了柏林，看到了被炸毁的沃罗涅日的家，战争结束后到了伏尔加格勒的乌留平斯克，最后和“我”相遇于罗斯托夫州的莫霍夫斯基村，他带着万尼亚去卡沙里。索科洛夫在大地上不停地迁徙，像鹰一样不停地翱翔。他的迁徙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漫游模式，这里又大有深意。俄罗斯文学中的大地漫游模式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分裂教徒大有关系。17世纪由于反抗官方的宗教改革，出现了分裂教徒，他们被称为云游者（странник），赤裸双足，云游八荒，要去寻找上帝的真理。那么索科洛夫在迁徙中在找寻着什么？从农村到城市，除了被德国人驱赶而外，他的迁徙都是在艰难地找寻生存空间，他在期待“生活幸福”，但每次迁徙有不同的主题。离开农村到城市沃罗涅日，他不但先知般地躲过了浩劫，而且得以成家立业；从波洛茨克的德军中回到红军队伍，他在找寻着自由和尊严；从莫霍夫斯基村到卡沙里，他带着万尼亚要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去继续发出那个悲剧式的提问：“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这是索科洛夫这个世纪同龄人替自己的民族发出的追问。
《一个人的遭遇》在叙事（旋律）和隐喻（和声）之间形成了文本内外的艺术张力。没有生动的叙事（旋律），作品就容易流于空阔疏落，缺乏真实感和亲近感，而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家通过索科洛夫的自白，对战争中人性的存毁流变作了动人的讲述，使作品独具一格，开创先河。没有隐喻（和声），作品就容易失之单薄平庸，缺乏厚重感深刻性。《一个人的遭遇》展示了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命运。于是小说不小，独特的叙事和丰富的和声，犹如沉郁悲愤的旋律在多声部和声伴随下演进，《一个人的遭遇》就成了俄罗斯民族二十世纪命运的默示录。
（节选自《〈一个人的遭遇〉译本序》，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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