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杨清华，1957年出生，天门市张港镇白果树村人。大专学历，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天门市语文骨干教师。在职时曾有小论文发表于《天门教研》，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曾滚动播出过本人作品。退休后加入“古美新闻沙龙”，独立采写新闻稿若干篇，其中三篇被古美党建中心作为永久资料存档，同时在《古美家园报》刊登发表。现寓居武汉。
儿时有三盼
我出生不满两岁，就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没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那日子是怎么过过来的。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三年，日子总算好过些了，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就是每餐能吃饱肚子，仅此而已。无论是米饭，还是稀饭，里面不是红薯、胡萝卜，就是青菜，而且还是它们唱主角。现代人吃这些东西说是营养均衡，养生，可那时候看着碗里面的这些东西就直皱眉头、就恶心。要是不怕饿死，真的就不吃的。那时候最大的愿望，也是让现代孩子匪夷所思的，就是什么时候顿顿都能吃上净瓜净的白谷大米饭。因此，儿时的我们就有三盼：盼过年、盼来客、盼擀面。
快过年了，该从队上分回来的粮食、食油、猪肉、粉条等都到手了。再者，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大、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一进腊月，就要开始办年货——炒腊锅（炒花生、炒炒米、炒豌豆）、打糍粑、做酥饼、炕饼干、腌腊肉腊鱼、蒸包子馒头、磨浆打豆腐、炸肉丸，炸翻饺子、卤菜……总之，大人们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情景，哪怕是到了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每到腊月，这情景就自然而然在我脑海里放起了电影。 退休后，到上海为大儿子带孩子，五年时间的每个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一进腊月，想起儿时大人们忙忙碌碌办年货的情景，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写一些文章或者小诗，来寄托自己对逝去的岁月、逝去的亲人的怀念之情。现将2020年腊月所作的一首小诗《永远的思念》抄录如下：
书归正传。腊月和正月前半个月，是小孩子们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光。到年底了，快过年了，即使再困难、再贫穷的家庭，多少总要办点年货，孩子们可以在大人办年货时，时不时地偷吃点酥饼、翻饺子、炒米等等，大人是不多说什么的。他们显得比平时要宽宏大量许多，总是说：一年到头，吃点就吃点呗！
那时候虽然苦，虽然困难，但乡里乡亲的有事互帮互助，关系特别融洽，特别和谐。在我看来，我们队提前几十年就建立起了“和谐社会”，早早走在了全省，不，应该是全国的前头。腊月一到，家家户户把该备的都陆陆续续办齐了。还没等收工，多面手金海哥、火山哥等就结束了队上的劳动，带上擀筒、熬锅等必须工具提前赶到当天要做饼的人家。当时我们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人是不需要向队领导请假获批就能提前收工的，更不会因此被扣工分。他们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就去搁案子（支起洗干净了的硬板门）、和面、炒油酥、和糖馅。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大部队也收工回来了。老板安置大家吃了晚饭，就开始做酥饼，炕饼干。十好几人，甩坨揪剂子、开皮子、包油酥、擀油酥、包糖馅、擀圆、炕饼、封饼，流水作业，各司其职，又配合默契，这就是一条纯手工流水生产线。我们小孩子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便是第一批成品炕好出锅。负责炕饼的人是要把炕好的第一锅拿给师傅们检查的——酥不酥脆，甜不甜，走糖了没有（糖没包好，糖流出来了为走糖）。检查完了，早已急不可耐的我们就一拥而上，抢光了案子上的饼子，管他烫不烫，就往小嘴巴里塞。大人们见了都笑起来，还不忘交待：“小馋猫们，少吃点，这热饼子吃多了可是会拉稀的哟！”我们哪有空理他们，只顾狼吞虎咽，哪还管他拉稀还是拉干呢！
大人们每天都要干到转钟（夜里一点），遇到量特别大的家，干得就更晚了。任务完成，主人家安排吃点简单的夜宵，大家才打着哈欠，拖着极度疲惫的身子回家休息。第二天还得照旧出工干活咧。
全队四十几户人家，两套班子要干近半个月才能干完。这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劳动，这种劳动是不分姓氏，无论亲疏远近，也不管以前有多少过节的。对于那些孤寡老人，因为做的量少，牵头的师傅就统筹安排，哪几家任务相对小些，就把老人的面粉之类拿过去，顺带给做了，也不会要老人安置生活的。人们管这叫“搭伙”。
正儿八经过年了，各家各户都要请春客，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拜年，这是我们小孩子一年到头盼星星，盼月亮的时刻。因为除了天天能顿顿饱食“大餐”外，还可以得到大人和亲戚赏赐给我们的压岁钱，两毛，三毛，五毛，甚至更多。
我们那里大年初一时兴拜跑年。小孩子，年青人早早起来，洗漱完了，穿上新衣服，不需要带任何礼物，从村头到村尾一家不落地去恭贺新禧。这个是不需要留下来吃饭喝酒的，最多就是象征性的喝杯热茶，抽烟的接支香烟，给小孩子一些糖果、花生、瓜子……猴一样精的孩子就穿上那种带大口袋的衣服，一圈下来，几个大口袋装得鼓鼓的，真可谓是满载而归、乐不可支。
这种互帮互助办年货，空手到各家各户拜跑年的活动，体现的是睦邻友好、尊老爱幼、互利共赢的纯朴民风。它让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浓浓的年味，更是真真的邻里情。现在想想，那个味，那种情难得再有了，可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逝去的年代。
讲完了盼过年，就该说说盼来客了。
平时家里来客人了，好客好面子的爸爸妈妈总要“踮起脚做长子”。用斤把黄豆换一斤多干子，煎点油粑子，敷几张软饼。鸡要留着下蛋，一般都是舍不得杀的，就到自留地里割把韭菜，或者是摘点辣椒炒几个鸡蛋。要是有喝酒的客人，就炒个油盐豌豆、花生米用来下酒。吃饭了，大人们自然是要让着小孩子们吃的。所以孩子们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无比得意地、有节奏地前后晃动着两条小腿，甩开腮帮子，大口大口地享受这御膳般的“美食”。只有这时，我们才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最享受的人了。
孩子们盼望擀面，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我们当地，一年大概要擀两次面，那才是正宗的手擀面。一次是在端午节前后，另一次是在寒冬腊月里。要擀面了，挑一个好天气，请几个擀面高手，同样也是纯帮忙，不要工钱的。一大早，老板就搁好了晒架、晒垫和案子，安置大家过完早，就开始和面、揉面、擀面。这天，小孩子是不可以出去玩的，要留在家里赶鸡子。擀好切好的面条要趁大太阳晾晒在晒垫上。那时家家都有散养鸡，一不小心，鸡就会飞跳上晒垫，吃面条事小，弄脏面条事大。所以大人们严格要求小孩子：戴上小草帽，拿着赶鸡篙，寸步不离晒垫。看好了，晚上擀干炕（不放油，不起层，干烙熟的一种饼），擀焦饼（干炕的升级版，抹油酥、放葱花，用油煎制，相当于千层饼）你们吃。听说有焦饼吃，那个期待劲没得说！巴不得马上拿根长竹竿把太阳捅到西边去。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看到金黄脆香的焦饼，我们（除了自家兄弟姐妹外，还有请来帮忙擀面条的人带来的孩子）早已垂涎欲滴，一人拿上一大块，一边跑，一边吃，还一边唱：“擀焦饼，过端阳，跟某某，弄姑娘（娶媳妇）”这个“某某”是不分男女的，多是大家平时取笑调侃的对象。如果只有两个人，就自然是除自己以外的那个人了。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要不，就天天来客， 再或者天天擀面也行。可理想很丰满，现实特骨感。年再好再长，也有过完的一天，家里也不可能天天来客人，更不会天天有面擀。
年过完了，来客走了，面条装进了面缸里，小孩子的好日子也就划上了句号。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清苦难熬的生活中，继续吃那难以下咽的以红薯、青菜、胡萝卜为主的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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