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享雍小说的民间信仰表达

享雍小说艺术形象的原型或来源之处，往往是小城镇、农村、较为闭塞的乡村生活。其代表作《遭遇尴尬》、《苍凉后土》、《土地神》、《猴戏》等小说，大多描写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开端期的四川乡村生活。这当然与他个人经历有关。而贺享雍作品真正与众不同之外在于，这些令他迷恋、困惑的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是由作者自身扮演的独特体验者的角色，用创痛与无奈结合起来的体验方式写出来的，是充满情感力量的民间叙事曲，正所谓“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寓之于书而已”。（王韬《�园文录外编》）在贺享雍的民间叙事曲中，民间信仰的符号与表达方式，又成为他独特的叙述方式。其民间叙事风格，有赵树理式的农民立场。不同的是，在这些民间故事演绎的法、术、势中，浸润着大量民间信仰内容。
　　我们曾在近代以来的四川农村题材小说中读到过很多具有民间信仰内容的作品。四川农村题材小说宗教内涵较为复杂，有儒、释、道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格，而更核心的价值是民间信仰，这一点，在李�人，沙汀、艾芜、周克芹的小说中可以得到证实。直至当代，四川农村题材小说仍有不少关于民间信仰的描写，并在这种宗教精神作用下形成独具特色的巴蜀民俗审美的品格。贺享雍以他对农村生活的深厚体验写出了这种独特风格。从他小说中潜文本的价值取向、精神内涵、思维形式上的作用，到显文本中语言描写，民俗民风的细节描写，都可以见到民间信仰的价值建构，见到民间信仰对其情感和思想表达方式的影响。
　　四川农村旧式生产方式长期存在，远古时期部落生产方式仍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宗教方面未确定身份的农民，实际上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等日常状态常常与佛、仙、鬼、道打交道，形成了一种植根于民间的信仰。其标志，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中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以及对祖先、鬼魂、轮回的崇拜，涉及到世界、伦理、政治、人生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人文宗教那样有明确的神格的信仰。这样一种植根于民众心灵深处的民间信仰，形成了一个具有深刻影响的亚文化体系。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气度和智慧的审美结晶，自然会把审美的目光关注到这一精神领地，透过它来探究人生的真谛。贺享雍的《苍凉后土》、《土地神》、《猴戏》，作为对农民心理有深刻认识的作品，是这一亚文化体系在当前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独特反映。
　　川东、北农村有拜土地神的习俗。老人、小孩生病、缺粮、缺钱、甚至男婚女嫁，大事小事，都要到土地神那里去拜一拜。佛、道寺庙前都有土地公公、土地婆婆的塑像，且香火很盛。它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苍凉后土》和《土地神》中，从川东、北地区农村几千年形成的土地崇拜中提炼出“土地神”意象。于是，贺享雍小说的民间信仰思想便突出表现在对土地的信仰与崇拜，视土地为信仰核心及审美体系。同时，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为自然力信仰，又被世俗化了，贺享雍力求找到一个用土地信仰来诠释人生，又以人生来丰富土地信仰的完美交叉点，对土地的爱恨交织是通过失地农民的扭曲人生表达出来的，土地信仰与金钱崇拜交织在一起。他阐述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原本在土地上生活得好好的：“太阳绕着地球转，地球跟着卫星行。大路边上牛牵人。拉着牛来拉着耙，一辈子不说颠倒话”（《猴戏》）。可一当他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原乡，他就变得狡猾起来，或者装疯卖傻（如《猴戏》中的侯大才），或者“遭遇尴尬”。与同为四川乡土文学作家李一清的区别在于，李是以对土地的神圣化方式来表达的，而贺则更多地描写土地与人生的复杂关系。失去土地，一方面是解脱，一方面是生命的变型。失去与复归，同样是殉道，却是人与兽的两极。几部小说在农民失去土地后的挣扎与“尴尬”中，用强悍如野兽般的生命本能来尽现这一信仰的光辉。实际上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毒素在当代人性中的兽化过程。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信仰，人性变得太直了，也就太恶了，被欲望性的政治主宰着，于是发生许多类似“牛儿的故事”般的“狼吃人”的故事。
　　围绕土地叙事，不仅有显文本的：从人与土地的融合，到土地上的生活奔波、耕耘生活；到失去土地的迷惘、失落，失去土地后的“狡猾人生”；再到苍凉大地上发生的种种事，实质上是信仰的再生与回归。其潜文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敬天敬祖、鬼神崇拜的遗存反映。土地象征着永恒，象征生存之道，农民生于斯死于斯。比起土地的信仰，现实的苦难都是虚幻的，而人源于土地、女娲抟土造人，土地以它巨大的魔力深深吸住世世代代的农民，以及那些虽然进了城，而灵魂却还在乡村的“城里人”。与土地间灵魂上的契合，是农村、农民精神的力量，《苍凉后土》、《土地神》、《猴戏》把这种力量表现得具有时代特色和个性特色：离开土地后农民信仰发生断裂，祖先荫庇不在，生活遭遇尴尬。
　　几千年来，尽管民间信仰从未被接纳为主流文化，但却依附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并与之盘根错节，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儒、释、道中寻找信仰内容，从一代代的文学艺术创作，诗歌、小说、戏曲中大量可见这种现象。除对土地等自然和自然力的信仰之外，敬畏鬼神，轮回、尊道贵德等信仰内容也在贺享雍的小说中得以表现。《猴戏》表现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但却是以民间信仰的方式表现的。如侯大才漫长的讨钱之路，装疯卖傻无所不及，他只能以小人物的方式“狡猾”地行事，当他千方百计索要属于自己的钱时，他高唱：“善恶有报你就等着挨刀挨枪挨炮天打雷劈那日子。”终于唱出胸中一口恶气。相信善恶有报。这类民间轶事是乡村生活的常见叙事，内含有深刻的民间信仰内核：因果报应，做了坏事的人“现世报”。这些思想带有很强烈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而且传播路径畅通，塑造并反映民众宗教心理，对恶的抗拒顺应天意，实质是对天的崇教。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构成农村生活的伦理道德，善是无罪恶以及道德行为的纯洁。惩恶扬善，这一农村社会通行的伦理观，正是以“善与爱”的宗教信仰为出发点的，它既是世俗伦理，又是神圣伦理，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构成几千年来乡村伦理生活的主干，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每一个乡土作家的血脉里。
　　在信仰作用的表达上以民间文化形态出现，是贺享雍作品表达方式的主要特点。在用词上，口语化、乡土化，大量采用民间日常用语，俗语，民谣。如在侯大才向乡里要钱的过程中，常常装疯卖傻，语言恣意、无逻辑。在大会现场他大唱《十八扯》，什么“四扯畜牲做了斯文客，五扯麻雀有大象重。”“七扯链子拴住张果老”，“九扯耗子给猫把手解”……结尾处侯大才的《骂儿歌》：“善恶有报，你就等着挨剐挨枪炮，天打雷劈那日子”。这种民间文化形式在意义上，着力显示民间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小人物力求自我保护的因果报应、轮回思想，力求以来自民众平常生活的自然状态打动人。小说大量使用俚语、俗语、快板词、歇后语、民谣，这一切与民间信仰表达方式非常贴切。文体之选择实际上是在文化价值观念间的选择。民间叙事的文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折射出文化变迁。如果说文化赋予人以本质，而文化的本质又是语言，那么，文化、人以及世界的真实性都取决于语言惯例，即取决于虚构方式。贺享雍讲的故事充满了民间想象，从发生到结局，都属民间信仰的叙事伦理。故事发展、人物发展乃至人物外貌、结构布局、叙述者观点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或明或暗地将作者引入到这种民间叙事伦理之中。如对侯大才的描写，竟有几分“兽”的外貌，其行为方式更像是“神魔斗法”，行为的小邪恶取得伦理上的“善报”。这种类似“神魔斗法”的民间文化表达几乎贯穿了贺享雍的整个小说创作历程。当然，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些描写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贺享雍小说中审美方面的一些艰涩，略显旧态。
　　每一种信仰无论民间信仰还是官方信仰都有一种基调，即传达其基本精神的特征，贺享雍小说的基调是由怨恨而积累出来的生存之道。由于社会变革引起“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而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在转化过程中，这种隶属的程度日增，随工业精神和商业精神――形而上学精神日益深入到最具体的价值观中。价值观被彻底颠覆”①。平静的乡村生活被打破了，失地农民的漂泊，拾破烂小人物为生存的挣扎、乡村干部的自私与制度上的腐败，这一切随生活聚积起怨恨。人们渴望的安稳生活，却变成充满不安。惊惧的生活迫使他们寻求“卑贱者”的价值观和生存之道。舍勒认为，民间信仰的核心植根于怨恨，或者说现代仁爱基于怨恨，②自卑与自傲组成的多样组合构成中国现代思想中民间信仰的怨恨基调。怨恨的确是救赎之道，但它要通过敬祷，信仰的力量。因此，在贺享雍笔下，中国乡村叙事的生存体验中，就将怨恨与信仰结合在一起，激起种种复杂的情感波澜。震惊―怨恨―信仰―救赎，构成其作品的心灵史，也是其对抗苦难的精神核心。民间信仰是对抗苦难的最深厚的原动力，它代表的是永恒的生命力，如酒神一样醇厚，酒神如醉，代表美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苦难感，所以才有了种种人生悲剧。正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说：“人的最大的罪恶就是他诞生了。”作为偏远山区的农民，又接触了外面喧闹而繁华的都市，感受到反差极大的生活，就更是如此。似乎原罪与生俱来，人的悲剧感与生俱来。贺享雍小说对于苦难的自我救赎让我联想到麦天枢在《麦客》里的一段描写：主人公说：为什么“要吃野菜，吃糠，因为要和肚子斗争，为了让那肚子苦一点，才能少吃，不吃。这该死的肚子，就得这样对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一种面对苦难和对抗苦难的自我抗争。它的背后是民间信仰的反讽叙事，如同一首象征意味丰富的民间叙事曲，怨恨与反讽的救赎基调成为贺享雍乡土叙事审美精神的主旋律。
　　信仰是超越对象的，无论“土地信仰”、“金钱崇拜”、“善恶”、“报应”信仰还是由怨恨的反讽形成的颠覆，都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这一占中国最广大人口、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和精神特质。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贺享雍小说把民间信仰还原到农村日常生活中，还原到农民的行为方式中，是一部当代农村民间信仰的真实生活画卷。
　　
　　注释：
　　①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②舍勒：《资本主义精神三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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