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愤怒了,他的良心,他的使命感不容许他同流合污,或者做一个沉默者。他强烈指责侍者的势利,故意碰撞高贵的英国人,借机宣泄心中的愤懑与不满。可是这种在别人眼光中的“愚蠢的幼稚的憎恨”,只是把自己折磨得心力交瘁,冷漠者依旧冷漠,鄙夷者仍然鄙夷,这些基督徒还是会用冷酷和嘲笑来对付下一个不幸者,并从中找到快乐。“我”因这些困惑与痛苦半夜独自徘徊于堤岸之上,陷入了沉思。作者用一连串的反问,对那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质疑:“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束缚是恶。正是这种臆想的知识把人类天性中那种本能的、最幸福的、原始的对于善的需要给消灭了。”在重重的社会矛盾面前,哪里才是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长长的思索也不能理出一个答案。既然找不到路,就只能寻找超乎人类力量的存在,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只能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可怜他,也没有权利为那勋爵的富裕生气”。仁慈的上帝既然容许矛盾的存在,就是宽广的怜悯,人就该从自身反省,找回自己身上的原始的人性美,皈依上帝,接受上帝的净化与救赎。这就是典型的早期“托尔斯泰主义”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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