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1924-2013）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苏联国家奖与俄罗斯总统奖得主，其经典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广为人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您创作了许多沟通读者心灵的作品，使千百万崇拜您才气的人感到您是可亲可爱的人。”除了卫国战争题材作品，瓦西里耶夫还创作了诸多深透人性的力作，《不要射击白天鹅》就是其中的一部。作者在该书中表达了自己博爱的自然情怀、深切的生态忧虑以及对人性的深层思索。书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阐述被众多生态研究者引用：“谁也当不了大自然的皇帝，称不了王，人对自然界称王是有害的。人是自然的儿子，是它的长子。所以人应该聪明一点，别把亲爱的妈妈撵进棺材。”在作品中，作者通过讲述护林员叶戈尔的悲剧性人生经历，展现了自己对于生态危机的独特思考。
瓦西里耶夫以其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创作了《不要射击白天鹅》（1973）这部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个植根于俄罗斯这一古老广袤土壤的自然之子叶戈尔的形象，并在其身上寄托了自己理想的生态观。在叶戈尔看来，大自然智慧而又亲切，他和儿子科尔卡赤脚行走在森林里，“谈论着为万物生灵造福而预见一切的、爱护一切的、聪明的大自然”。在叶戈尔的朴素情感里，人只是万物生灵之一，并不比其他生物享有更多特权：“万物都有自己的层次……大自然不会欺侮任何人，它对大家一律平等。”为此，他会在挖掘沟渠时为蚂蚁窝让路，称那窝蚂蚁是安居乐业的一大家子；他在椴树皮能卖出高价时舍不得向椴树下手，因为他看到“赤裸裸的椴树将凋谢了的花纷纷扬扬地撒落在地面上，白净得宛若女人身躯的躯干在昏暗的绿荫中发出惨淡的光”；他为游客烧掉大蚂蚁窝而痛苦不已，只能借酒消愁；他说大自然需要休息，“人要休息，野兽要休息，耕地要休息。一切都要休息”。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叶戈尔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剧烈的冲突。他由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沦为四处碰壁的勤杂工，由“胜利者”变成了“祸星”，饱受周围人的嘲讽怒骂，生活困顿窘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的人为一己之私蚕食自然的领地：护林员费奥多尔监守自盗、假公济私，不惜毁坏森林换取卢布，且以自己能“主宰生活”而自得；游客们踏入林中禁地、烧毁蚂蚁窝取乐，并狂妄宣称“人，是大自然之王……是占领者，是征服者”；切列波克等人炸昏了湖中的鱼，打死了白天鹅。当认为“人是自然的儿子，是它的长子”的叶戈尔与众多狂妄的索取者发生冲突时，其结局不言自明。
《不要射击白天鹅》饱含俄罗斯这一古老民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源于“万物有灵”的朴素情感、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长子”式的责任感。在叶戈尔那里，自然万物向往安宁，有自己的喜乐哀愁。深感“单纯的大自然所剩无几”的叶戈尔，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然，并对破坏自然的行为深感愤慨。他说：“（自然万物）它们是谁的？老人们说：是上帝的。可是我这么想，如果没有上帝，那它们就是我的。既然是我的，那就应该爱惜自己的东西。不允许破坏，因为土地是你的，要尊重。”这一单纯的逻辑应该能为人类愈演愈烈的生态破坏行为敲响警钟。正因为我们把自然作为“他者”，我们才会无止境地索取，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类毁掉的恰恰是自己的立足之地！
作品开头部分写到叶戈尔读《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他读完后说：“是本好书，讲的都是好人的故事。”从文本间性的角度讲，这一情节耐人寻味。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类似于其他文本的镜子，它重读、更新、浓缩和转化其他的文本。《不要射击白天鹅》在一定程度上与《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书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近似，即对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向往，对淳朴的自然之子的歌颂，对恶变的人心的鞭笞，以及对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挽歌。由此，或许我们在翻开《不要射击白天鹅》不久，就能意识到：叶戈尔终究会像《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的恩卡斯一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悲壮地死去，连带消失的还有那再难寻觅的人性之美。瓦西里耶夫曾自陈偏爱悲剧的原因：“作为作家，应当怎样来同这种日益蔓延的精神麻木现象作斗争呢？我自觉地运用悲剧来激化矛盾冲突, 揭示在人们可能司空见惯的一些日常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意义。其用意就在于向人们猛击一掌，大喝一声：醒醒吧！”或许，我们真的该醒醒了！
在整部作品中，作者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让我们看到践行生态理念任重道远：全书大半篇幅都是写费奥多尔当护林员，他仗此发家；叶戈尔当上护林员之始，其实也是他走向生命终点的开始。他忠于职守、忘我工作，但却阻止不了人们对自然的破坏：白天鹅“爱朝着人声游过去，信赖地伸出拱着的脖颈”，但它们被人给煮了，叶戈尔也被暴打致死。有情的天鹅，无情的人类，多么有反讽意味的对比！叶戈尔死后，他画的兔子和松鼠逐渐被一般的白杨树桩所取代，黑湖仍然是黑的。虽然作者最后留下一句：“也许现在该轮到科尔卡的班了”，也不过是给人一个微茫的希望。
叶戈尔用生命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瓦西里耶夫没有止步于此，他在作品的思想空间里进一步拓展和掘进，让我们看到作者对当代人生存方式的反思，也让我们领会到诗意栖居的无穷价值。
作者借叶戈尔之口剖析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城里人习惯于忙忙碌碌，习惯于东奔西跑，要是单独呆在小河边，充其量也只能坐上两个小时。”不仅城里人如此，叶戈尔在生活中也总是被“赶呀，催呀”，无所适从。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人存在于当世的最常见的方式不是那种静观认识，而是那忙着使用器具、忙着与他人打交道的“烦忙”，早已遗忘了诗意地栖居。瓦西里耶夫意图对这种远离本真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并呼吁人们通过沟通与自然血脉联系的方式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经由此径，叶戈尔近乎天才式地展示了自己对美的感知力。在他那里，美是多样的和谐：是在船头画上栩栩如生的小鹅小猪，而不是漆成冷冰冰的数字；是立上形态各异的林间界碑，写上一首首诗；是把黑湖变成天鹅湖、鹤湖，而不是单一的幽暗的湖水。美还让他在柏拉图式的迷狂中创作出最特异的界桩。美是生活的必需品，“没有美，就像没有节日”。同时，美也是在宁静中体会俄罗斯的清晨：
顷刻间一种奇怪的、庄严而肃穆的宁静感控制了他。他突然感到了这种静谧，而且懂得了，这就叫静谧，它绝不是意味着没有声音，而只是意味着大自然在休息，在睡觉，在黎明前舒气。他整个身心感受到薄雾的清新，嗅到沉浸在潮湿而略带苦味的柳丛中的薄雾的气息。他看到了深水处白色的桦树枝干和黑色的赤杨树冠：它们与迎着朝阳浮动的睡莲交织在一起，几乎难以察觉地在水底被冲刷着……他猛然意识到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用双手捧起这个原始的美，不搅浑，也不溅洒，小心翼翼地把它奉献给人们。但是捧起它是不可能的，把它画出来叶戈尔又不会——他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张真正的图画。于是他只好坐在水边，不敢动弹一下，把水壶、烟草、科尔卡、尤里·彼得罗维奇以及自己荒诞的一生中饱受的痛苦统统忘得一干二净。
叶戈尔的一生确实是在荒诞中饱尝痛苦，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他比众人拥有更美的精神高地？而这个集中了真善美的自然之子的陨落，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品批判的力度：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与社会发展相伴生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是人心蜕变的恶果。为此，我们需要从显见的行为和潜在的道德意识两方面强化自然和人类的母子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或许还能在六月的赤松林里、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邂逅另一个叶戈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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