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人物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头头网

　　尼采是在其生命的晚年才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87年2月22日尼采在写给欧佛贝克的信中说：“在几星期前，我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不读报章杂志的懒书生。不料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了他的法译本名著《地下室手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就如同我21岁时发现叔本华，35岁时发现司汤达一样。”

　　尼采在1888年11月20日给勃兰兑斯的信中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文章，我固然愿意无条件接受你对他的那种批评，可是由于我从他那里获得了最有价值的心理学资料，所以我才如此尊重他，崇拜他。我现在有一种想法，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对他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帕斯卡尔会曾给我无限的启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一给我高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

　　以下引文出自尼采的作品《偶像的黄昏》之《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章，第四十五节：

　　罪犯及其近亲。——罪犯类型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的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原，缺少某种更自由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在其中，凡属强者本能中进攻和防卫的素质均可合法存在。他的德行被社会拒之门外；他的最活跃的冲动只要在他身上出现，就立刻与压抑的情绪、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但这几乎是促成生理退化的药方。谁必须秘密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做的事情，怀着长久的紧张、谨慎和诡谲心情，他就会贫血；而由于他从他的本能那里总是只得到危险、迫害和灾祸，他的情感也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了——他宿命地感受它们了。这就是社会，我们的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在其中，一个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生长的人必然堕落成罪犯。或者近乎必然。因为在有些场合，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有力，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著名的例子。

　　对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之一，甚至要超过我之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

　　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推而广之，设想那一种天性，由于随便哪种原因，他们得不到公众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有用，——怀着一种贱民的感觉：人们不是平等待之，而是把他们看作被放逐、无价值、起污染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举动上都有地下生活者的颜色；他们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比生活在日光中的人们苍白，可是，几乎一切我们今日所赞扬的生存方式，从前都曾经生活在半坟墓的气氛中：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教士被看作最高的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就会遭到贬值……我预言，这一时代正在到来，那时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人的最不真实、最不体面的类别……我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对于风俗的管理是地球上，至少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在这种条件下，每种怪僻，每种长久的、太长久的隐私（Q1nterhalb），每种不惯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的精神革新者都有一个时期在他们额上烙印着贱民的苍白宿命的标记，并非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中。几乎每个天才都知道，“卡提利纳式的生存”，对于已经存在、不再生成的一切的仇恨感、复仇感、暴乱感，是他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纳是每个凯撒的前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