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末的一天,正潜心于医案整理的向天清像往常一样拨通了师父唐步祺家的电话,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师父唐步祺已于8月1日逝世。向天清不敢相信,此前十几天,他和师父通电话时,师父的声音还一如既往的宏亮。 向天清来自河南南阳一个普通的医药世家,出生成长在医圣张仲景的故土,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唐步祺收下的唯一的一个河南籍徒弟。 生命烙印之一 民间老中医出国讲学 1992年夏日的一天,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飞机穿云破雾,飞行在北京-法兰克福的航线上。机上坐着一位古稀老人,他叫唐步祺,是四川成都的一位民间中医,他这次出国,是被德国友好人士邀请去讲学。 一个民间中医还能出国讲学?有的人可能会不胜惊讶。是的,讲“身份”,他确实不高,几十年靠行医挣钱吃饭、养家糊口,至今还是一个只有别人誉称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评聘的“中医师”。按标准来讲,这“中医师”只不过是个中级职称而已。可就是这样一位“中医师”,却具有大学本科的学历,却正式出版了连一些中医院校的专家学者都叹服的几部著作,却应邀出国讲学了。 飞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十六世纪,这里曾产生过莱布尼茨这样一位据说得益于中国易经而创立了二进位制的大数学家,也正因为此,许多人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极大兴趣,所以,当唐步祺,这位来自遥远东方、闪烁着文明智慧之光国土的老人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唐步祺惊喜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中医诊所的门上都有一个太极图。这是德国人认识的中医?还是中国医生或是德籍华人在向西方最明白、最形象的宣示中医?太极,有多少人真正突破它的奥秘,唐步祺不得而知,但对他来说,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同他们相通了。 阴阳及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很深的内涵,正确地研究、把握和运用它,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谁掌握了它,谁就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耕耘丰收。唐步祺正是这样一个人。多年的行医经历和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掌握了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理论的认识、研究和运用,就有了一个总纲,就能走上一条正确的民间中医的行医道路。 唐步祺在德国、瑞士、荷兰等国讲学,听课的人除了这几国的中医和热爱中医的人士外,还有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的一些同行。由于他抓住了阴阳这个总纲,许多外国人一听就懂。经他讲解,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再也不那么陌生了。他们尊称他为唐老师--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民间中医在国外获得的殊荣! 有一天晚上,一个名叫卡尔的学员打来长途电话,称她的手臂抬不起来了,唐步祺通过其他人询问病情后说:“开两付姜附茯半汤。吃了准好。”第三天,卡尔打来电话说,痛症全好了,手臂活动自如,“唐老师太好了,中医实在太好了!”她热情地说。 此后,唐步祺又多次应邀到德国、瑞士,新西兰等国为那些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的人士讲学、答疑、行医用药示范。一次在瑞士讲学,全国的传统学校、中医杂志的人都来听他传道、授业、解惑。许多人受益匪浅。 如今,听过他讲课的人散居西欧不少国家,他们用从中国传统医药学那里学到的知识,也包括从唐步祺那里学到的“伤寒学”去行医,治病救人,效果明显。 生命烙印之二 治咳嗽初现才能 唐步祺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后分到四川省民政厅工作。1957年开始潜心研究中医,擅长治咳。咳嗽,在民间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症。有大学语文底子的唐步祺,泛览历代中医典籍,对咳嗽的研究有特别的兴趣,并为此奋斗几十年,悉心体察推求,以历代医家有关论治为指导,建立了他自己的“咳嗽学”。 1972年夏天,“文革”中期,唐步祺来到北京“避风”。在前门和老同学王利器的偶遇,成为他大展才能的开始。王利器是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孙子一年四季都咳,吃了许多人开的药,都没治好。而唐步祺几剂汤药下来,王利器孙儿的咳嗽病便被治好了。在王利器的支持和引荐下,唐步祺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他给许多人看病,治好了他们的咳嗽、支气管炎、肺气肿。 | |
* | 唐步祺想写一部论述咳嗽的专著,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开去。对于有理论有实践有文化的他来说,写一部书不难,但难的是出版,如果他是一名中医药院校的教授,自然另当别论,可他不过是个民间中医。苦苦思索之后,唐步祺决定走名人名家推荐的路子。 1980年,唐步祺将整理的书稿带到北京,请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审阅。任教授为全国著述最多的中医教育家。他以极大的热情通观全书后,称赞此书为“与余之论有所合、实亦得咳嗽之机要!”最后,给予高度评价“确是一本诊治咳嗽的佳作”,欣然为之作序。唐步祺又找到廖沫沙,请他题写书名。廖曾请唐步祺治过病深知他的本事,所以不仅题写了《咳嗽之辩证论治》的书名,还题写了“中医师唐步祺”的匾名相赠。 有名人名家的首肯还不够,还得找一定地位的人推荐。唐步祺去西安拜访同学、西北大学校长郭琦。时值郭琦夫人患肺气肿,寻医不遇,唐步祺用其所长治愈。郭琦夫妇十分感激,问其回成都的打算,唐如实告知。于是,郭琦将唐的书稿推荐给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社慧眼训瑛,1982年该书出版。 《咳嗽之辩证论治》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许多人用书中的处方,治好了家人多年的咳嗽前不见古人,纷纷来信感激。1984年,成都晚报社副社长林开甲听说唐步祺善治咳症,找上门来求治。林开甲患慢性支气管炎,长达二十余年不愈,最后发展到肺气肿,动则气喘吁吁,走上一二十步,形似翻山越岭。唐步祺汤药、丸剂双管齐下,三月而愈。林开甲十分高兴,找到书法家周浩然为唐步祺写一中堂相赠,称为“大国手”。 找唐步祺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生命烙印之三 发扬、弘播“火神派” 把唐步祺引向这一条正确道路的,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医家郑钦安。郑钦安在医学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汉代名医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于其医理、医术中。而唐步祺的祖父唐蓉生,是四川省永川县名医,所以幼时便诵读方书,学以郑钦安所著医学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 唐步祺博览医书数十种,《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典籍常置于案头,但他尤其偏爱郑氏三书。行医几十年来,始终以此为指导,逐渐有所积累。至晚年,他深谙郑钦安三书精华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行医用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纠正了郑氏三书中的错讹之处,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挥。郑钦安善用姜附等大辛大热之药治病,许多人称他为“姜附先生”、“郑火神”,唐步祺亦效法,不少人也渐渐以“唐火神”称他。每当遇此,他最爱用郑钦安的话说:“‘余非爱姜、附而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这是一把金钥匙,你难道不愿意掌握它?” 就是靠这把金钥匙,唐步祺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令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刮目相看。孟宪钦,某医科大学教授,二十几年前患阵发性心悸,经心电图检查为心房性期前收缩,最初一年发一次病,再后一月二月发一次,甚至一周两周发一次。每次发作,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她曾三次住院作系统检查,没有找到病因,后诊断为阵发性、特发性房性心律不齐。她有很好的条件,曾运用现代医疗手段系统地对症控制筛选有效药物,均无效果。她曾被邀请出国讲学,由于身体条件,多次推迟成行。经人介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她找到唐步祺,经三月治疗,唐步祺治好了困扰她多年的疾病。这位用现代医药科技知识培养出来的名牌医科大学教授,用现代医药手段治愈过不少病人,但治不了自己的病。她的同行中不乏现代医药学专家,也对她的病束手无策。然而,一个不起眼的民间中医只用了三个月三十副中药,便治好了,费用也不过是二百元钱。 从郑氏三书中受益不少,唐步祺便萌发出把郑氏三书整理,加以阐释出版的想法。从事这样的学术专著,要查阅大量资料。这些工作即使在藏书万卷的高等中医学府做起来也相当困难。为阐释郑氏著作,唐老10余年来,废寝忘食,夙夜匪懈。1985年还干脆关了业务兴旺的诊所,每周只在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看两个下午门诊。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员、原副院长侯占元兴奋地说,“当今像唐老这样连续出版学术专著的个体中医,在全国也不多见。郑氏三书著作精深,未有立秋,所以不为世人所知。想不到一个民间中医竟把这件大事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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