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外埔社区，提起村里的“红十字会”，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村民想做善事，第一个想起的，是“红十字会”，遇到困难，第一个想起的，也是“红十字会”。这个深得村民信任的人道组织，迄今已经存在了百余年，帮助村民渡过了无数或自然、或人为的灾害，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八二”风灾筹巨资渡难关
时间来到了1922年，当年8月2日发生在汕头的“八·二”特大风灾，是中央气象台所载“20世纪中国十大气象灾难”之一，给潮汕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在现在汕头市澄海区外埔红十字会的门口，竖有一块民国十二年（1923年）外埔乡修堤事务所暨合乡绅耆所竖的纪念碑，记载了1922年“八·二”灾难救灾过程和救灾组织名单。据统计，全县死者有26966人，倒屋4万多间，流离失所者66243人，此次灾害，潮汕各县溺亡者达34500多人，创造了民国年间一次风灾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
灾后，海内外各乡会和慈善团体纷纷捐款、捐物，外埔红十字会这块石碑记载了缅甸、泰国、越南、香港等华侨同胞，以及汕头存心善学堂、旅沪外埔乡人、汕头海关等捐助澄海外埔修堤围共8400银元，大米200包（每包200司斤，司斤=604.79克）等。
汕头市澄海区外埔红十字会的老会计、81岁的刘天佑提到，可别小看这8400银元，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那时候月工资仅有1至3个银元。”刘天佑说。这一笔汇聚了华侨同胞爱心的救灾款帮助外埔顺利修复了韩江堤围和救济受灾百姓。
“红十字会”牌子能抵御日寇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3年，“养义善堂”改称为“外埔红十字会”。之所以在善堂的基础上成立“红十字会”，是受到了当年全国各地成立“国际红十字会”的影响。那时凡是参加“红十字会”的村民，每人都发给一片由上海制作的、标有“中国红十字会外埔分会”的门牌，挂于会员的大门口上，又发给会员每人一块胸章，上面刻有“中国红十字会外埔分会”。
这些“红十字会”的标志在当时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据村里的老人讲述，当日军到外埔 乡时，如果看见门口挂有“中国红十字会外埔分会”的牌子，日军没有进去抢夺。会员如果外出办善事，在路上遇到日军抓挑夫，看到胸前佩戴有一块“中国红十字 会外埔分会”的胸章，日军也会放过。据说，当年村里的“红十字会”会员蔡文伯家里藏着邻近乡村200多个逃难的百姓，日军看到蔡文伯门口挂着“红十字会”的牌子，并没有进去搜查，侥幸逃过了一场大屠杀。
霍乱瘟疫收殓800多病死者
1943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日寇侵略，又恰逢饥荒年。这一年，澄海发生了一场特大霍乱瘟疫，患病的人大多数因贫困又无药物救治而死亡，全家绝户的不在少数。
81岁的刘天佑说，他当年虽年幼，但依然清楚记得他的邻居、在上海及汕头等地从事贸易生意的林劝浦老先生出资购置了1000口棺木交于外埔“红十字会”，帮助收埋病死者的事迹。刘天佑说，“红十字”是不分乡界的，其他乡里病死者，因贫困无法收埋，其家属或邻居就到外埔“红十字会”，要求帮助收埋。外埔“红十字会”的会员都二话不说，无条件派人前往帮助收埋。林劝浦老先生出资购置的1000口棺木，最终用于收殓因霍乱死亡者800多口。更加神奇的是，“红十字会”的收尸队虽然经常与霍乱病死者接触，但没有一人被传染上了致命的霍乱，这也许就是“善有善报”，事情传开后，参加“红十字会”的群众就更多了。
百年慈善机构永传承
外埔“红十字会”一直做善事至1953年，“土改”后至“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直至到1976年才重新恢复。1996年11月，在老会长黄镇忠、刘喜林、陈秉为等人的积极努力，以及外埔居委会、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外埔“红十字会”重新建设了会址并投入使用。
每年夏季从农历五月起，外埔“红十字会”开始煮暑茶，供村民及过往群众在暑天可饮上一杯防暑解渴的清凉暑茶。现在外埔“红十字会”已有会员200余人，其中很多人的祖辈、父辈原来都是“红十字会”的会员，可以说是传承了村里这个百余年历史慈善机构的优良风尚美德。
每年，外埔“红十字会”都会接受社会各界贤达的捐款，所收善款均用于做善事，并把所有账目向社会公开。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外埔居委会与外埔红十字会联合集资30多万元善款，送交上级“红十字会”转汶川地震灾区济灾。
“红十字会”会员所做的慈善工作都是义务的，这种大爱无疆精神和无私奉献善举感动了各界人士。汕头市澄海区政协诗社挥毫作了一首赞美外埔“红十字会”的诗：“从善如流百载长，莲河可让不寻常。义于河海殓尸野，善在乡邦济困殇。三伏暑，派清凉。莲茶一碗口留香，大爱无言应褒扬。”
陈卓润打趣说，“外埔‘红十字会’从事慈善事业这么多年，赚了很多。我们接受捐赠时，我作为会长向捐赠人说了二句好话，而向困难群众捐赠时，受捐群众会向我说三句好话，到头来我们还赚了一句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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