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一起闪耀着夺目的光彩。而唯一不同的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贯通、传承、发展至今，中间没有断层。玉器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玉器是中国历代玉器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1600年，商汤在黄河流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代王朝，拉开了商代近600余年的历史帷幕。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结束了数次迁都的历史，最终建都于“殷”，即今之安阳小屯“殷墟”。从盘庚迁都至帝辛亡国历经二百五十三年、八代十二王，史称殷商。1976年发掘出土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是殷墟考古发掘历史上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殷商玉器，震惊世界，之后殷墟考古发掘的M160号墓和M54号墓，由于没有经过盗掘，也有数量不菲的殷商玉器出土。殷商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商代青铜器、甲骨文一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史学价值，但是她的质料、色泽、耐久性和经过琢磨后的特殊艺术效果，她所具有的精神的、文化的丰厚内涵，是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其他艺术品所无可比拟的，就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丝毫不在青铜器之下。殷商玉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后的两周、汉唐玉器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代早中期的玉器出土和传世品都不多，目前已知的商代玉器仍然以商代晚期即殷商玉器为主，殷商玉器是商代玉器的代表，也是中国玉器史上继红山文化、良诸文化玉器之后的又一高峰。殷商时代的经济、文化、军事、疆域都达到了商代前所未有的水平，殷商王室所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玉器雕刻，无论是艺术水平，工艺水平还是玉雕的种类、数量，都令人拍案叫绝！
甲骨文记载，玉器与贝币，在商代是财富的象征，拥有玉器无疑就拥有了财富和地位。周武王灭商入主殷都后，“武王乃裨于千人求之”，派上千人去搜寻商王朝珍藏的宝玉。这千人在殷商首都搜寻商王帝辛王室玉器的“战果”，竟达“亿有百万”，学者换算成当今的数字，将近二十万件。甲骨文卜辞中的“玉”及有关记载表明，玉为商奴隶主贵族贪求和崇拜的财富，千方百计将之聚敛到当时的王都殷墟，能不能获得玉，要通过占卦来预测，甚至梦中获得了玉，也要通过甲骨文来占卦其吉凶……殷商先人祭祀时，不惜动用珍爱的玉为祭品，但行祭比用物牲和人牲不仅次数少，而且数量小，所祭商先王为商王中重要者如王亥，因而用玉行祭的规格较高。
殷商玉器深奥的文化内涵，丰厚的历史积淀，精美绝伦的艺术造诣，无言的记载了殷商文明，承载了殷商先人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的方方面面。最为重要的是，殷商玉器是商王朝王室玉器作坊的垄断产品，目前主要在殷墟3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出土。周朝墓葬中，也曾经出土有掠自殷商故都的殷商玉器。
殷商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
无论是殷墟《妇好》玉器，还有笔者曾经上手研究的殷墟54号墓出土的殷商玉器，以及笔者自己收藏的殷商玉器，其材质绝大多数都是新疆和田玉，只有很小部分使用了其他玉材。新疆和田玉以温润、致密、细腻、硬度高比重大在世界玉材中独树一帜，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玉雕的首选玉材，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更是玉中极品。使用和田玉跎刻的玉器，具有其他玉材无可比拟的晶莹、温润，由于硬度达6.5度左右，不易磨损。殷商玉器之前的中国史前玉器，材质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从殷商玉器开始，殷墟的玉作大师首次有意识的大规模使用新疆和田玉。
二、殷商玉器是最早的王室“御制”品，是首次由国家负责组织的、有序的、大规模生产的产品。
殷墟考古发现，殷商王朝有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各种手工作坊，如青铜器、玉器、骨器、陶瓷、酿酒等，这些作坊的生产，都有王室设置的专门官员负责，无论是原材料的获取，还是生产加工甚至产品的分配、消费，都为王室牢牢控制，玉器的生产也不例外，罕见、昂贵的新疆和田玉材料，只有王室有能力通过贸易、贡纳等渠道从遥遥万里之外获取。殷商玉器的跎刻，有着细致的分工和特定的加工程序，据笔者研究，殷商玉器的加工程序，历经选料――下料――设计外形――刻划大样――跎刻纹饰――钻孔――抛光等过程，正因为殷商玉器的跎刻加工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特定的生产程序，才使殷商玉器的跎刻有了史无前例的质量、数量的保证。殷商玉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由王室直接控制的作坊生产的，是最早的“御制”品。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如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年笔者曾经看到和上手过一些出自殷商方国的玉器，这些玉器的艺术风格和加工痕迹，明显与殷商首都――殷墟的王室玉器不同，无论玉料、精美程度都有区别，但也有少数精品。这些出自殷商方国的玉器和殷商王室的玉器作坊的玉器的区别，笔者将另文论述。
巧色玉亦稱俏色玉，是玉匠利用玉石的天賦色澤紋理，施以適合玉材的雕琢，使作品的造型與色澤達到完美的地步。典型的例证是安阳殷墟出土的俏色玉鳖。
园雕作品的跎刻难度显然比平雕作品要大的多，但园雕作品的多惟展示面，要比平雕作品更能生动、深刻的表现作者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识。大量的园雕作品开始在殷商时代出现，昭示了殷商玉器大师高超的跎玉技巧和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也证明殷商时代的经济、贸易、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殷商晚期即帝乙、帝辛时代，园雕作品比武丁时代要多。这一点从《妇好》墓755件玉器中只有数十件园雕，而笔者所知道的、收藏的殷商晚期园雕玉器，数量远远超过《妇好》园雕玉器，殷商时代之前的史前玉器，虽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园雕玉器，但没有殷商园雕玉器的品类多。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水陆两栖的动物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当时常见的所有动物门类，这些动物形玉器的最大特点是高度写实，各种动物的肢体比例协调、准确，形象生动，可以一眼认出是什么动物，尤为擅长刻画动物的动态瞬间：奔跑的玉兔、疾驰的猛虎，飞翔的鹰雀、跳跃的玉鱼……。殷商时代动物玉雕动态瞬间的成功跎刻，是中国玉器史上肖生玉器中最早的、最为成功的范例！
这些玉人作品，除了《妇好》墓的出土的几件，笔者也收藏、上手研究过大大超过此一数量的殷商玉人。这些玉人的形态、衣着、发式、表情各不相同，有跪居、跽居、蹲居、站立、平座、曲座等各种姿态。人是万物之灵！古往今来的艺术品中，表现人类本身的作品不计其数，玉人大概是这些艺术品中出现最早的品类之一，唯其数量稀少、内涵丰富而倍受关注。中国古代玉人的出土、传世数量都很少，其中有平雕也有少数圆雕。古玉人身上所承载的远古信息是相当丰富的，玉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显然要比同期的其它玉器如玉礼器、玉肖生动物要高，这是因为写实性玉人不仅对研究当时人类的种族、遗传、进化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通过玉人的衣着、姿态还可以间接的了解当时人的生活、习俗、宗教礼仪以及社会地位等，玉人的艺术性远比其它玉器种类高的多，玉人的砣刻要求很高，不仅要求玉器匠师要有很高的砣刻技术，还要求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躯比例、神情姿态、衣着打扮，尤其是人物的神情姿态，要刻画的栩栩如生、恰到好处就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了，玉人最直接的反映了古人艺术审美意识。玉人是古玉中最珍贵的。
殷商玉人在当时的玉器中也是非常珍贵的，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目前所知，商代玉人在殷墟所有出土玉器中，以“妇好”墓玉人最为集中，包括石人在内达十余件，仅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掘的殷墟大大小小的墓葬有数千座，玉人极少发现，玉人的数量之少，可见一斑。
2、商代玉人有着深奥的内涵，玉人的姿态不同、衣饰不同、发式不同、表情不同，尽管我们还无法详细的分析出各个玉人所承载的深奥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外观形状不同的玉人，决不是玉器匠师的随意之作，也决不是简单的随身饰物，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玩物弄品。不少玉人的腿部、足脚部位，往往有突榫，可用来插嵌，这似乎是供某种祭祀礼仪中使用的，这些玉人的身份显然非同一般，一定与祭祀有某种关联，甚至就是主持祭祀的贞人的象征。
殷商玉人中的侧面蹲居全身玉人，（详见《妇好玉器》和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无论姿态、艺术风格、冠饰等，都与殷商玉器中的鹦鹉如出一辙，玉鹦鹉的这一特殊的姿态和冠饰，具有与人一模一样的眼睛和耳朵，甚至头上出现只有人才会戴的冠帽和龙才有的龙角，这一神秘的现象，仅仅出现在鹦鹉形的玉器上，决不是偶然的，据笔者研究，这是因为，鹦鹉天生的人声模仿能力，令殷商先人惊为神物，是祖先神、自然神的代言者，自然而然的成为祭祀、占卜中的主角，主持祭祀、占卜的贞人有意、无意的利用了鹦鹉模仿人声的能力，传达了他们意欲表达的“天意”，出土、传世的上述侧面蹲居玉人，应该就是贞人的形象。蹲居，这种令人感到吃力、不自在的姿态（类似中国功夫中的“骑马蹲档”姿势），正是贞人在祭祀仪式中的特有姿态！这一特有姿态，只在殷商时代出现，殷商之前的时代和其后的两周时代，都没有了这种姿态的玉人出现，这是因为利用鹦鹉的语言模仿能力，传达“天意”的现象，仅仅在殷商时代出现，而且仅仅出现在殷商王室的祭祀仪式中。鹦鹉的姿态无一例外都是直立的“蹲居“状，蹲居玉人也有与鹦鹉一样的姿态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殷商玉器中，各种各样的禽鸟都有，姿态有飞翔的、静止的，直立的、横着伏卧的，只有鹦鹉，姿态都是蹲居直立的！没有飞翔的，也没有横向伏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玉器中这种呈现蹲居姿态的玉鹦鹉，头上往往装饰有龙的形象，台湾故宫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都分别收藏有一件头上装饰着龙的鹦鹉，据笔者研究，台湾故宫收藏的玉鹦鹉头上的龙，有圆润的龙角，应是殷商早期的雄性龙；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玉鹦鹉，头上的龙没有龙角但有耳朵，应是殷商早期的雌性龙，详见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本人也收藏了几件类似的具有龙和人的形态、冠帽兼有的玉鹦鹉，是可知这种头上有龙的玉鹦鹉，在殷商时代曾经大量出现，且具有极为深奥的原始宗教内涵，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能是解开殷商时代贞人集团在祭祀、占扑仪式中，为什么能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千古之迷！鹦鹉曾经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公开此学术见解，是期盼抛砖引玉而已）
龙是华夏民族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玉鹦鹉头上的龙和类似人的眼睛、耳朵、身躯、姿态和冠帽，无疑在表达鹦鹉是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是神的代言人！这里不排除贞人会有意训练鹦鹉说出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从而达到掌握、控制祭祀、占卜的目的，而祭祀、占卜又是殷商王朝无比重要的国家行为，贞人集团训练鹦鹉达到控制殷商王朝政权的目的，应该是殷商贞人集团天大的机密！无论这一“机密”的推测、破解是否成立，鹦鹉与贞人之间有着毫无疑问的亲密关系，鹦鹉在殷商玉器中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禽鸟类玉器，《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玉鹦鹉的数量十数倍超过其他禽鸟数量，而笔者的收藏也是这样，这应该是很有力的证据。殷商时代的鹦鹉，与当时的贞人集团，在殷商王朝中，曾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处在殷商王朝最高权利阶层的中心！
3、不少玉人的衣着华丽，式样多种，有“上衣下裳”，有“长裙及履，行不露足”的裙装，殷商玉人的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显然殷商裙装玉人，应该是中国服装史上开创“上衣下裳”服装形制的最早实物，更揭示了中国服装史上“褒衣大裙”风格的最早源头。
玉人衣服上普遍有漂亮的纹饰，商代已经有了不同数量的经线、纬线经复杂编织而成的丝织物，这可以从殷墟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遗留有这些丝织品的痕迹看出来，能够穿著丝织品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应该是贵族或者是王室成员，而不会是地位低下、穷困不堪的奴隶。不少平雕玉人的头上，有两端翘起中间平凹的（或者是两端翘起中间平凹后又有凸起的山字形冠）平底冠，古玉界也有叫船形冠的；头部前方或后方有卷曲的发式，有些卷曲的发式很高，极具装饰性，这些有冠饰或装饰性卷曲发式的玉人，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内涵，颇费思量，但其地位似应较高。
笔者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将我馆（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所藏的殷商玉人，恢复她（他）们的服装、发式、冠帽，足足可以开一个殷商时装发布会！这将是3000多年前的古人时装的一次盛大表演，相信世界将会又一次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大开眼界！说不准还会引领世界时装的一次新潮流！
4、商代玉人中，无论平雕还是圆雕，都有呈现跪姿的玉人，跪姿，是商代人一种常见的、官方的、具有礼仪性质的姿态。商代没有出现椅子，那时比较文明的座姿，就是跪姿。另外，还有所谓“蹲居”和“箕踞”的习俗，蹲居是以两足承受全身的重量，下肢弯屈，膝盖向上，臀部向下而不着地，箕踞则膝盖向上，臀部着地，所以蹲居和箕踞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臀部是否着地。从人体的构造力学角度看，蹲居比箕踞费力，跪坐又比蹲居吃力。中国古代先人蹲居和箕踞的现象极为普遍，考古发掘发现，他们的胫腓与距骨的关节多留有蹲的痕迹。虽然蹲居、箕踞或随地而坐，目前看来是较为自然的休息状态，但当时是被视为一种较为粗鄙的姿势，只有跪坐才代表一种较文明的仪态。跪坐是以两小腿、两脚承受全身的重量，膝盖向前，将臀部放在脚上。在殷虚的墓葬中，有些遗骨呈跪姿，多分布在基址的门部，少数在车马坑和牲畜坑的旁边，似为守门人或管理员，可看出跪姿是一种较为礼敬的姿态。不过，殷商先人一般可能较习惯蹲居和箕踞，跪坐则是统治阶级的教养，并发展成为供奉祖先、祭祀神鬼及招待宾客的礼貌。
座具发明以后，人都坐在椅子上，但古人以跪坐为主，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人都还保持跪坐的习惯，这一习惯甚至可在当今中国周边的一些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找到。（跪坐习俗的改变，大概因有了胡床和受到佛教中的跏趺坐的影响，交椅问世以后，就完全取代了跪坐。但商代的人形玉雕则显示殷人还有蹲居和箕踞的习俗。显然，呈现跪姿的玉人，由于身份高贵，在当时的玉人中，玉跪人的数量应该较少，目前出土和传世的玉跪人极少，似乎也在间接的证明这一点，因此，玉跪人的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知的殷商玉器中的玉人，除了蹲居、箕居、跪居和立式外，还有“坐居”的殷商玉人！而且还有平座在地上的姿态，有曲座的（座在树墩上？）姿态。（见《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藏品）
勿容置疑，殷商玉人是中国古玉中的精华。殷商时代是中国玉器史上最早成批出现各种姿态的玉人的时代。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
千百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龙的形象在不断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她在华夏民族的心目中，永远是升腾向上、美好吉祥的瑞符；永远是天地间无所不能的神圣！
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龙，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6月在阜新查海遗址的第七次考古发掘中，在聚落中心区域房屋遗址与墓葬群之间，发现由颜色红褐的石块堆塑而成的长19．7米、宽2－1米的“巨龙”。其后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以及北方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等遗物中，都先后发现过龙的踪影。龙的形象传之远古，渊源于令人景仰、震慑的神话传说，它那虚幻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神密感，表现出一种狞厉的美。
历史进入商代，龙的形象更是频繁的呈现在青铜器、玉器上，商代时处中国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交接的历史时期，日螓成熟的青铜器铸造和玉器砣刻技术，使龙的形象更为丰富多彩。尤其是玉器中的龙形象，不象青铜器上的龙只是作为纹饰呈现，玉龙绝大多数是独立成形，且繁复多变，种类繁多，外形表现的光怪陆离，商代玉龙形象的多元化可说是中国玉器史上空前绝后的！商王朝的国势强大，疆域广阔，空前繁荣，《诗经·商颂》中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商王朝的强盛，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在商代出现了空前的融和。神州各地的有关龙的传说与崇拜，不可避免的汇聚在商代并发扬光大。
孔子在《礼记·表记》中说：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商先人尊神敬鬼，龙自然是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商代人崇拜龙，在殷商晚期的玉器中有勿容置疑的表现，殷商晚期玉龙的形象千奇百怪，有些造型是囿于原材料的原始形状，殷商玉器匠师惜玉过金，不会浪费哪怕丁点玉材料，即便是边角料，也会加工成微雕作品，比如玉蜜蜂等，其体积甚至比实物还要小！（详见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这些玉器原材料，大部分来自遥远的新疆，不管是贡纳还是贸易，辗转万里的原始运输不知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匠师在设计、施砣时，自然要依材就形，尽量减少玉材的磨削，同时又可以省时省工，这对使用原始青铜砣具的殷商玉器匠师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是，这就要求玉器匠师要有很高的设计水平和加工水平，因为依材就形的同时，又要生动、传神的表现出器物的实际形象，应该说，殷商晚期的玉器匠师，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
千百年来，龙的外观形象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变化很大，但是，龙的最大变化，是在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后，龙就没有了雌雄之分！只是单一的雄性，与此对应的是凤凰，在成了帝后的象征之后，凤凰也没有了雌雄之分，只有单一的雌性。据作者研究，在中国玉器史上，殷商玉龙出现了雌雄的区别：殷商时期，当龙风还没有成为皇帝和皇后的象征时，无论龙还是风，都有性别之分！龙风雌雄的外观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头部有没有角。雄性玉龙有角无耳，雌性玉龙只有耳，而无论玉龙是平雕还是圆雕，耳朵都成水平俯卧状！无论是出土的《妇好》玉龙、玉凤（妇好玉凤决非一件，其它玉凤被列入“鸟”类，详见拙著：《殷商玉器收藏与研究》）还是作者所收藏的龙凤，都有这一典型特征。雄性龙有蘑菇形的龙角，龙角有垂直直立在龙头上的，也有水平平伏在龙头后面的，甚或采用十分抽象的方法来表示，但只要是雄性玉龙，就一定有龙角。雌性龙没有龙角但有龙耳，这些雌龙的耳朵外形，不论是立体园雕还是平面浮雕，也不论玉龙的外观形态是什么，一定是呈水平或基本水平的形态！平伸向头部后方。雌性玉龙的耳朵砣刻方法，都与殷商晚期其他动物造型的耳朵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殷商晚期玉器动物的耳朵外观有水平状态的也有垂直状态的。例如殷商晚期立体长方形造型的玉虎的耳朵是竖立、垂直的，外观略圆，与也是立体长方形造型的玉龙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玉虎无角，雄性玉龙有角、雌性玉龙虽然无角但是耳朵是长条形水平状态，玉虎耳朵是垂直、小而略圆。
殷商晚期玉龙的形象繁多，不仅仅是因为依材就形而造成的，不少玉龙的形象，充满了神秘难解的内涵，商代玉龙表面的纹饰，如菱形纹、卷曲云纹等绝大部分是装饰花纹，但有些出现在特定位置的纹饰，却明显不是装饰性纹饰，这些纹饰究竟在表达什么含义，我至今还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商代玉龙有的没有龙爪，有一个龙爪的，有两个龙爪的，还有四个龙爪的，至于龙、鸟合体，龙、兽合体，龙、鱼合体，龙与兵器戈的合体等等，它们所蕴含的深刻含义，决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龙”字的象形特征是有角有卷尾。殷商早、晚期玉龙的造型、艺术风格基本一致，
殷商晚期玉龙，有雄龙也有雌龙，有平雕，也有圆雕，有玉璜形的龙，也有C形（玉玦形）的龙、S形的龙、L形的龙、三角形的、立体长方形的龙和合体龙，开创了中国玉器史上玉龙形态最为丰富多彩的时代。（详见《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
《诗经》所载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古代玉器跎刻工艺的真实写照，殷商玉器的跎刻最早使用了青铜金属跎具和钻具。商代是青铜时代，青铜礼器、饮食器、武器、工具普遍的出现在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玉器作坊中更少不了琢磨玉器的利器——跎具，金属跎具的出现，使玉器的跎刻变的容易起来，人力驱动的青铜器跎具，配合解玉沙，可以在玉器原材料上轻易完成切割、成形、跎刻纹饰等工序，青铜钻具配合解玉沙，可以在玉器的任意部位钻孔。
据笔者研究，殷商玉器的加工程序中，有一道非常重要的程序——下料，就是将形态不同的原材料切割成统一尺寸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统一的材料，便于统一设计、统一加工。最常见的有立体长方形、正方形、C形、弧型片状等，事实上，殷商玉器中，几乎所有的肖生器型，都十分规矩的呈现出这些几何形态，甚至尺寸大小相同，更有同一材料跎刻出的成双成对的艺术品类！这些不同的几何形状的加工，完全视原材料的原始形态，切割后的边角料，再设计、加工成形态奇异的各种肖生玉器，这些形态小巧、奇异古怪的肖生玉器，在殷商玉器中大量存在，由于是根据不同的边角料来以材就形、依材施艺，使得这些瑰丽的艺术品生动可爱、异彩纷呈。依据边角料依材施艺，一方面证明了殷商玉器大师的高超技艺，一方面也说明玉器原材料的珍贵，即便是边角料也不轻易丢弃。显然，所有这些加工程序，完全归功于金属跎具挥洒自如的使用和玉器匠师炉火纯青的跎玉技巧！笔者曾经上手仔细研究过殷墟54号墓的出土玉器，发现有些大型玉器上仍然残留有跎具切割的加工痕迹。殷商玉器利用金属跎具加工玉器的技法和工艺，不仅创造了辉煌的殷商玉器，也影响了其后的两周玉器的加工，甚至影响了其后整个中国玉器的生产，人工金属跎具的使用、手工抛光，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玉器加工行业中还能觅得踪影。
十、殷商玉器最早出现了两种不同玉材镶嵌的玉器作品。
两种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玉器，加工后再镶嵌、粘接在一起，无疑可以使成形后的玉器更加漂亮，这一工艺技法，在现代玉器行业是屡见不鲜的再普通不过的技法，但这一技法的最早源头，在殷商时代已经出现！笔者收藏有一件立体圆雕的蛙形殷商玉器，蛙的身躯是和田玉质，蛙的双眼，却镶嵌着碧绿的绿松石宝石！活灵活现的青蛙，碧绿的双眼——这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清楚的向我们传递了一个3200多年前的信息：两种不同玉材镶嵌而成的玉器加工技法，殷商时代已经出现了！详见《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
十一 殷商玉器最早出现了金属与玉材铸接、镶嵌的作品。
无独有偶，除了两种不同玉材镶嵌的玉器外，殷商玉器还出现了玉与青铜器镶嵌、铸接的工艺，国内外博物馆都可见到殷商时代的玉戈，其中不乏戈身铜内镶嵌、铸接而成的玉戈。这些玉戈，显然不是实战使用的武器，应该是礼仪、仪仗类器物。
十二 殷商玉器最令人称道的是艺术性和器物的神秘形。
殷商玉器中，不乏艺术性极高的作品，其中的个别精品，即使是按照现代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不可多得的顶尖作品，最富诗意和令人深感神秘的是，殷商玉器中多次出现造型怪异的器物，不少器物至今仍不知道其用途和名称。这些造型怪异的神秘玉器，被玉器匠师美化的既生动瑰丽又波谲云诡，这一现象，在中国玉器史上是最值得人们留意和研究的。
十一、殷商玉器比之史前玉器的出土、传世数量都要少的多，更为珍贵。
中国的史前玉器，是中国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人文历史价值和很高的收藏价值，这些史前玉器出土地域辽阔，生产时间跨度达一千年以上，所以出土和传世的史前玉器已经很多，相信以后还会有这类史前玉器面世，唯有殷商玉器，主要出土在殷墟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甚至主要是在殷墟王陵区，国内偶有出土，但只是殷商方国的地方性产品。殷商玉器的生产时间跨度，充其量只有253年，即殷商王朝在殷墟的存在时间。所以，殷商玉器的生产时间短、出土范围狭小，传世数量相对要少的多。
十二、令人震惊的殷商玉刻刀。既是配系的玉装饰品，又是刻写甲骨文的实用工具，还是显贵身份的象征。
也许最令人震惊是，殷商时代大量出现了玉刻刀。这类刻刀刀身、刀首或为鸟形或为鱼虫、兽类，且无一例外都钻有配系孔，可供随身佩挂。据本人研究和实际试验，用玉刻刀在甲骨上刻字，呈现的刻划痕迹与真品甲骨文惊人的一致！结论是：这是殷商先人用来在甲骨文上刻字的工具！新疆和田玉制成的刻刀远比青铜器刻刀硬度大的多，用来刻写甲骨文最为合适！用来在甲骨上刻划文字的刻刀，肯定是玉器刻刀的证据是：
不难想象，甲骨文的肇始刻契，可能也有青铜刀具的参与，但是殷商先人在刻写甲骨文的实践中，很快认识到，用和田玉器制成刻刀，比起青铜器刻刀来硬度高耐磨损――好用！和田玉器的硬度高达6.5甚至7.0，远比青铜器高的多，且抗压强度高，韧性好。现代钢铁制成的生活用刀具，硬度不过5.0左右。随便提一句，浇铸青铜器的陶范上的纹饰，是用骨制的刻刀在尚未硬化的陶范上刻画完成的。这种骨刻刀体量也比玉刻刀大的多。
2、方便携带（能佩系），能显示不仅有财（玉器是财富的象征）有势（佩戴玉器身是身份等级的象征）而且有“文化修养”（随身佩戴着玉制“笔”），正如历朝历代的社会，一个人有财有势，不一定有文化修养一样。要知道，远在殷商时代，能读懂、能书写甲骨文的人，肯定是非官即贵。
3、考古发掘也证实，殷商出土文物中，没有发现用来刻写甲骨文的青铜器小刻刀，但有数量可观的殷商玉刻刀！具考证，殷商时代，王室贵族举办有学校，由“识字”的老师向学生教授包括甲骨文在内的知识，他们的书写、学习工具，应该就是玉刻刀。军令的发布，政务的下达，各种信息的传递……。
4、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殷商玉器刻刀的出现与消亡，是与殷商甲骨文同步的！殷商时代之前没有甲骨文出现的时候，也没有玉刻刀的出现，西周以后甲骨文和玉刻刀同时都不见了。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甲骨文需要玉刻刀来契刻，甲骨文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玉刻刀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甲骨文之后出现的竹简，文人及政客常常随身带刀和毛笔，笔用来在竹简上书写，刀用来随时削去书写的错字，修改错误。
5、玉刻刀的体量一般都不大，极少数体量稍大，用来刻划甲骨片上的粗线条。大多数刚刚可以拇指和食指握持，刀刃略小于45度角，刀刃并不锋利，以免配系时伤及身体，但用来在甲骨上刻划足够，笔者在甲骨上刻划试验证明，手持的舒适度，刻划的锋利度，刀刃的角度，完成后甲骨文的字迹形态、笔划宽度、深度、都恰到好处！
6、出土、馆藏和笔者所藏的所有玉刻刀无论刀刃角度、锋利程度，上部动物装饰、下部刻刀的形制，都高度一致，可见是当时的“标准器”！而标准器是众多人长期使用、不断改进、公认最为合适的结果。
玉刻刀在商代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是众多殷商玉器中璀璨耀眼的瑰宝。殷商玉刻刀是殷商甲骨文得以产生、保存、流传至今的“功臣”；玉刻刀也是中国汉字传承、发展过程中身处毛笔之前的“功臣”；玉刻刀是迄今已知的人类书写工具中完好保留到现在的“笔”；玉刻刀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同时具有艺术品的欣赏性、又有书写工具的实用性与便携性、还有显示身份与地位的装饰性。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殷商玉刻刀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字史、文明史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诚如是，则殷商玉刻刀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可随身携带的“笔”！
（详见《安阳.常庆林殷商玉器博物馆》收藏的系列殷商玉刻刀。）
综上所述，殷商玉器是研究、认识商代社会的宝贵实物资料，无言的记载了远古先人的聪明才智，它所内涵的远古历史、人文的丰厚底蕴，还远没有完全开拓，她的艺术成就和表现题材的丰富、深邃及其雕刻的工艺难度，都超过了世界雕塑史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同时代作品。殷商玉器所折射出来的华夏文明之光，将永远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注：本文原载河南省收藏协会机关刊物创刊号，这次发表经作者略微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