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母亲

母亲好像在上海渡过她平生最好的一段岁月。说起来也可怜，她在很小的年纪就跟人从宁波到上海，在一家烟厂做卷烟卷的女工，当时的香烟还是由手工卷制的。两次婚姻让她生了十个子女，其中五个死了，只保住五个，子女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离乱处处人命不值钱的年代。

我与三姐与妹妹是她第二次婚姻所生，我的上头还有个同父同母的哥哥，来不及成长，是在小时候病死的。我父亲与我母亲结婚时年纪已不小了，我妹妹刚出生半年，父亲就过世了，当时我还不满四岁呢。我刚出生的时候，听说父亲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已在重庆结婚，我一生跟这位大哥从未见过面，虽然我与他共享我们姓名的前面两个字，倒是少年时在姐姐家看过一张他与嫂嫂的结婚照片，黑白的，嫂嫂戴着圆框眼镜，而哥哥的容貌长得与我确有几分神似，当然这都是别人看到照片后说的。

我小时很少听我母亲描述父亲，可能她对父亲也不是那么的了解，父亲好像是知识分子，曾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其它的她也说不清楚，传统的夫妻，虽然能生儿育女，但关系并不密切。我唯一一次听母亲描述父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说父亲信的不是菩萨，而是「野兽」，我问野兽有什么好信的，母亲也答不上来，只说父亲信的野兽是好的不是坏的，也跟观音菩萨一样的会寻声救苦。等我长得很大了，连母亲也死了很久之后我才憬悟，母亲宁波话里的「野兽」其实是耶稣，原来父亲信的是耶稣教。一般人是把这些拜十字架的教都叫做耶稣教的，其实里面还有天主教与基督教之分，父亲信的是旧教或是新教，母亲当然更不清楚了。母亲死的时候，正是我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姐姐翻开她的「遗物」，只有一把小剪刀，两个她用惯的顶针，几张鞋样，两三片「袁大头」，还有一幅她青年时代游普陀山在山寺中买的画有观音法像的白布，那块布，姐姐领着我们当晚就「化」了给她，好让观音菩萨陪伴她一路到极乐世界。

说起母亲的宗教，她表面信的是佛教，但在她的生活中，真正宗教的成份并不重，她跟那时代一般的中国人一样，从小时候起心里面就给安了个菩萨，这个菩萨随时引领自己去为善去恶。她之为善去恶，说是来自对菩萨的尊敬不如说是来自对地狱及恶鬼的恐惧，菩萨是至善的，距离我们太远，要管的大事太多了，就不太能管到我们的小事，但城隍庙的小鬼就在身边，跟学校的纠察队员一样，难缠得很，做了坏事以后被拖去上刀山、下油锅，确实可怕。民间有关天堂的描述很少，但对地狱的描写则巨细靡遗。母亲不准我们子女说谎骗人，也不准我们跟大人顶嘴，说那会进拔舌地狱的，正好我们家里有本画着各层地狱狰狞景象的书，也不知道是哪里弄来的，一天我翻开画了拔舌地狱的那页对她说，地狱里受拔舌之苦的都是女人，好像还轮不到我们「男人」呢，母亲听了很不高兴，她山不转路转的解释说，像我这样造「口业」，下辈子投胎准会被罚做女人，到时就会让恶鬼来拔舌了。

母亲很少说话，她宁波腔的上海话也不好懂。她有时候会说起她当年在上海的时光，好像心中充满了喜悦，而其实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卷烟卷工人罢了，小人物也有快乐的时候。她说在香烟厂的好处是抽烟不要用钱买，伸手拿就是，要抽多少就抽多少，她的光辉岁月也为她带来磨灭不了的痕迹，她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都被烟熏成腊黄的颜色了，到晚年都没褪去。来台后由于穷，再加上烟瘾大，只抽得起劣质的香蕉牌香烟，香蕉烟是光复初期最便宜的香烟，卷在里面的，烟梗子比烟叶要多。那时候还有一种名叫乐园牌的香烟，比香蕉烟贵，但据说也呛人得很，后来新出了一种名叫新乐园的牌子，好像烟质改善了不少，因为叫做新乐团，原来的乐园牌就被叫成老乐园了。老乐园与新乐园她都抽过，我曾问她比上海的烟滋味如何，她连摇头不说一句话，意思是不能比的。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腹水肿得厉害，而且发现患了肝癌，被迫禁绝了吸烟的习惯。

除了偶尔说起烟厂的那一段，母亲很少跟我们谈起过去，包括亲戚、朋友与过去生活的梗概，更不用说是细节了。我后来读书，知道她在上海的时代，是在抗战之前，那正是上海最繁华最为纸醉金迷的年代。上海是中国文明的橱窗，也是个「影都」，许多大名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一颦一笑都引领整个中国的时潮风尚，其它欢场处处，更是不胜枚举。读文学作品，更知道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根据地，连张爱玲早期最好的作品描写的也是上海。但这些气氛与素材与母亲一无关连，我后来试着问她一两件「耳闻」来的消息，我那时还小，问的当然多是莫名其妙的事，但都与战前的上海有关，她一点都不知道之外，还怪我为何问这类的问题。更奇怪的是她也从不跟我们谈有关亲人的事，不论是在宁波老家的或后来散居他处的人，我总有外公外婆吧，但好像从来没听她描述过，她是少年时就到了上海的，她独居异乡想不想念故乡的父母呢？一定会想的，但她从来不说，我有没有阿姨与舅舅呢？也没听她提起过。我身份证上母亲栏填的母亲姓名是「胡仁青」，其实不是她真正的姓名，她死了很久之后二姐告诉我，说胡是母亲第一任丈夫的姓，大姐二姐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她们本姓胡，后来母亲与我父亲结婚，她们也改姓周了。我问母亲既不姓胡那姓什么呢？姐姐说是姓「沃」，那是个罕见的姓，至于沃姓后面的名字，姐姐也答不上来，我想那还是个女人没有名字的时代吧。

母亲连她自己的姓名也不关心，她究竟在乎什么，我真也想不出来。一次母亲问我，说甲字出头是不是要念作申？我说是，我奇怪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晚上作梦，一个和尚告诉她的。停了一会儿，她悠悠的说：「要是能识字多好！」这是我平生唯一听到的她的独白，我那时没细问，也许其中尚有蹊跷。又一次，她跟我说，希望我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许可以到银行上班，她说以前她在上海，看到银行上班的男人身上穿着白西装，上午别的行号早已开工了，他们还没开门，下午人家还在上班呢，他们就关起门来在里面歇着了，舒服又赚钱多，真是好职业。又说我们家穷，我如果考师范也好，师范学校读书不要钱，将来做得好也许能当个校长，下面管许多老师也是好的。

我后来检视我的一生，发现真愧对了我的母亲，第一是我没能穿着白西装到银行上班，从事她认为舒服又赚钱的行业，其次我虽做了一辈子的老师，最后是以教授的身分退休，但不要说没做过校长，连院长、主任都一个也没当上，无以副老母殷殷之望，真是不孝之至。但母亲对某些世事的看法与事实是有段遥远的距离的，譬如银行下午关门并不是让行员「歇着」，里面还有许多烦琐的清账结算业务要忙，万一短少了钱，还得由自己来贴，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紧张得很。还有教师真教得好，不见得会做校长，做校长跟做官一样，是要耍许多心机与手段的，而且即使做了校长之后，老师也不见得甘心被你「管」，就算所有老师都受你管了，做校长的也没有什么神气可言。

但令我记忆最深的是那次她自言自语的说「要是能识字多好」，那是在说出她认得的一个字之后突发的感慨。她平生只认得申这个字，而且是梦中的和尚告诉她的。其实照她的话，她认得的并不只一个字，因为她说申是甲字出头，她至少该也认得甲字才对。还有她也认得数字，否则无法打麻将，因为麻将牌上是有数字的。她会打麻将，而且据说是颇精于此道，也会算账，她不用一般的加减乘除，但一切心里有数，她没有账册，晚年跟人来「会」，她欠人的、人「该」她的，都记得很清楚，还晓得「以会养会」，从来不曾犯错，这一点，我就不如母亲许多了。

我也曾从知识的层面来比较母亲与我的生活，我后来从事的，是有关于知识的行业。韩文公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专指知识传授，而所传的道与所解的惑，也大抵与知识有关。现代的教师除了教书之外，还要作研究，那是学术的领域，就不只是与知识有关，而直接等于是知识了。我一生都在知识的范畴里打转，有时候知识让我自信满满，以为自己因为拥有知识而能力无限，但有时候知识又使我沮丧，因为像大海一样，知识越探索就越是深不可测，才知道以蠡测海的困局。我知道我的知识其实有限，母亲的知识当然更有限，但相比起来，其实差别不大，我们只不过在有限世界的有限时间中活着罢了。

我所能记得有关母亲的事，大致就只这些了。母亲确实是个平凡又不起眼的女人，她似乎只活在当下，除了上海烟厂的那一段，她好像没有任何过去，她的左右也没有什么人，当然我用这样的文辞来判断母亲也不尽公平，我与她相处的时间不长，正在我的生命从少年向青年展开的时候她就死了，我其实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做任何鉴别的工作，生命的意义不见得是自己创造的，大部分生物或人的意义应该并入整个世界、整个时代来计算。

母亲死的时候，用中国人的算法也只五十四岁而已，但她在还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周围眷村的人已喊她老太太了，可见衰老得厉害。她的历史也许很复杂，但因为没刻意留下证据，就显得像直线一样的简单。她一生结了两次婚，可能都不是自主的，第一次也许是父母订下来的，生了几个孩子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不好生活，就在别人的劝说与安排下与另一个中年失偶的男人又结婚了。婚前婚后都没有激烈的感情，那不是亘古以来的一般婚姻吗？人不可能没有感情的，但不断压挤，或闲置不用，再澎湃的感情也会变成一条废弃的神经，最后失去了作用，也跟没有没什么两样了。与母亲再婚的中年失偶的男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在我记忆中更是空白一片，假如死去的人也有记忆的话，他对我与妹妹也不会有什么印象的，他的一生面对中国最大的变局，如果他在意，周围的事就让他目不暇给，他怎会记得在他晚年生下的几个孩子呢？假如他不在意，整天浑噩度日，那就更不用说了。

母亲死后火葬，骨灰埋在宜兰乡下的坟场里，那个坟场虽是公立，但管理不善，各家照自己的风水做坟，弄得整体像乱葬岗一样。八年前的有一天，三姐说她晚上作梦，梦见母亲说她住的房子淹水，我们去查看，发现周围不断新建的坟墓已把母亲的埋骨之所弄成洼地了。我建议把骨灰带到台北，这可以让我们祭扫方便，但三姐说母亲似乎告诉她不愿迁徙太远，我们就下决心再在附近找块地做一新坟。我们把旧坟里的木盒「请」出，还好木盒并不潮湿，里面包裹骨灰的红布也完整。我们打开红布，把骨灰轻轻倒入新置的陶瓮中，最后一把，做坟请来的风水师要我这当儿子的用双手捧入。当时母亲已死了四十余年，她灰白的骨粉在阳光下闪着沙子般的光辉，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母亲的骨灰装入盒中最后一捧也是由我捧的，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母亲轻轻的骨灰从我指隙慢慢流进新瓮中，我回忆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就像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完全的流走了，这也几乎是我的一生呢。